本研究以精准扶贫的地方案例为基础，通过“组织-行为”分析，概括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所体现的治理模式。
鉴于当前学界对运动式治理大多秉持转型思维，本研究提出“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以此描述地方政府在执行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组织和行为特征。
在可预期的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以政治动员为动力、吸纳现代治理手段的治理模式并不会消失，而是会发生进一步的演化，作为政府能动性的体现，嵌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当中，成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重要方式。

徐明强，现就职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当前主要从事地方政府过程、乡村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导论
第一章 常规时代的扶贫工作及其政治化
一、新中国扶贫政策的宏观变迁
二、常规工作时期的扶贫微观历史
三、从常规工作到中心工作的转变
四、本章小结：精准扶贫的政治化
第二章 脱贫攻坚指挥部与科层组织重构
一、指挥部的“中枢系统”与权威提升
二、指挥部的“办组系统”与组织吸纳
三、“下派干部”与指挥部的层级延伸
四、本章小结：比较视野中的指挥部
第三章 扶贫搬迁与地方政府的生活介入
一、“扶贫搬迁”的实践过程
二、“社区工厂”与搬迁户的生计保障
三、政府介入农民生活的公平性风险
四、本章小结：国家权力与农民生活
第四章 产业扶贫与地方政府的市场衔接
一、产业扶贫的政策流变与问题焦点
二、类型一：产业奖补
三、类型二：主体带动
四、类型三：集体经济
五、本章小结：产业扶贫中的政府角色
第五章 干部帮包与地方政府的情感联系
一、干部帮包的制度源流与当前形态
二、干部帮包的制度初衷与功能定位
三、干部帮包的执行状态与实践差异
四、本章小结：联系群众与制度化情感
第六章 督查考核与政策执行的外在压力
一、督查考核的制度安排
二、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
三、考核督查与文牍主义
四、本章小结：督查考核的多重后果
第七章 结语：“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
一、实践功能与具体机制
二、适用范围与功能边界
三、结构定位与发展方向
四、本研究的不足与拓展
参考文献
附录A 本文主要访谈对象
附录B 林县W型地貌特征图片
附录C 桥镇驻地地貌特征图片
后记

景跃进
徐明强博士的《中心工
作与政策执行：精准扶贫中
地方政府的组织与行为》以
陕南某县精准扶贫实践为案
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
中心工作下地方政府的组织
与行为做了颇为详细的考察
和缜密的分析。在付梓之际
，明强嘱我为书稿写一个序
，深感荣幸，欣然而允。
阅读这部书稿，首先想
到的一个问题却是“书外”的
：一个好的研究应该具备哪
些特征？显然，这是一个见
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在研
究的问题意识这一点上，人
们有着高度的肯定性共识。
我愿“凿壁借光”，将这一肯
定传递给作者。对于研究的
问题意识，书稿是这样表达
的：“按照既有认识，以政
治动员为核心的运动式治理
被视为传统的治理模式，具
有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
专业化的弊端，应该被常规
治理所取代（意即运动式治
理的常规化转型）。为何地
方政府在此次精准扶贫中采
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却依
然表现出了较好的贫困治理
绩效？”这样的设问表明作
者的研究是从经验领域中遭
遇的“反例”入手的，此一进
路有点猛，偏离了常规性研
究的套路和流行的观点。
以这一方式亮相，无疑
为书稿的写作增添了挑战的
难度，这不但需要相当的学
术勇气，也需要智慧的妙用
。或许是有所偏心，我认为
徐明强博士的这个问号打得
好。好在哪里？至少有两点
：第一，研究的问题意识源
于中国扶贫实践的成功经验
，由此展开的学术探讨具有
扎实的经验根基。自20世纪
80年代政治学专业恢复以来
，中国政治学应当如何发展
一直是一个具有潜在争议性
的议题，它像一把达摩克利
斯之剑，高悬于从业者的头
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之
后，应当说这个问题的答案
已经越来越明晰了，这便是
扎根中国大地，基于改革开
放的实践进行理论反思和学
术创新。在这部书稿中，我
们可以感受到政治学研究因
代际更替而带来的活力和新
气象。第二，研究的问题意
识具有很强的理论对话潜力
。具体来说，这一问题意识
导入了两个并行的对话空间
：一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
着如何看待“运动式治理”而
展开的跨学科的广泛讨论。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语境下，对“运动
式治理”的不同看法涉及技
术和政治的多维思考。作为
一部政治学背景的专著，面
临的挑战是如何回应在这一
讨论中提出的诸种问题，以
提供有助益的专业分析。二
是比较或国际视野下的学术
对话。在发展研究充满悲观
失望的情景下，如何解释中
国公共政策执行（扶贫项目
）的成功？我们知道，斯科
特的名著《国家的视角》有
一个醒目的副标题——“那
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
是如何失败的”。作为一个
有趣的对照，徐明强博士的
书稿提供了一个反向陈述：
“作为一项超级工程，为何
此次精准扶贫并没有出现政
策执行失败的后果，地方政
府何以能够实现精准扶贫的
政策目标？”
一个研究议题，两种理
论对话，可谓一石两鸟，而
且两种对话之间还有联系：
“运动式治理”作为政策执行
工具的成功为其今后的演化
（注意：是复杂的演化而不
是简单的转型）奠定了现实
基础，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战略
在政策工具层面得以不断地
具化。与此同时，中国在扶
贫项目上取得的成就，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样
的表述不只是一种政治正确
的话语，也是一个实实在在
的、需要进行国际比较和理
论反思的学术问题，两者可
谓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说一个好的选题（
问题意识）是论文成功的一
半，接下来要做的事便属于
技术操作的范畴了。在这另
一半方面，书稿处理得如何
？希望读者通过亲自阅读来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作者所
做的努力，我想谈三点阅读
体会。
第一，超越运动式治理
与官僚制常规治理的二元论
。稍微浏览一下有关“运动
式治理”的文献便可发现，
许多学者以韦伯的理性官僚
制为蓝本，建构了运动式治
理与官僚制的二元对峙，将
运动式治理视为对官僚制常
规治理的偏离和否定。无论
是从历史经验看，还是从学
术角度看，这种二元论自有
它的道理。但问题在于，运
动式治理作为当代中国的政
策工具不只是行政的，也是
政治的（这意味着复杂性）
；不是固化的，而是历史演
进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将
改革开放前后的运动式治理
简单地画等号，也要看到即
便在改革开放阶段，运动式
治理的演化进程仍在持续。
于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
题是：这种演化带来了哪些
新的、值得我们重视的变化
？
通过对陕西林县的考察
，徐明强博士为我们讲述了
运动式治理的新故事：在地
方的扶贫实践中，政治动员
与官僚制是如何相处的。它
们不是分离的两种模式，而
是彼此结合，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一如现实生活中，
市场经济的根本作用与政府
的积极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运动式治理状态下，
常规治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
的政策执行模式确实不复存
在，但这不意味着官僚制不
发挥作用。这是两个不同的
问题，不应混淆。在扶贫实
践中，官僚制被嵌入运动式
治理模式中，成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