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元和十年，白居易因尚书言事被贬江州司马。晚年官运畅达，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在创作观念上，白居易极力强调诗歌的通俗性、写实性，同时主张通过诗歌的讽喻补察时政，其诗歌理论对中晚唐乃至后世的诗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白居易的歌行体诗创作，在叙事的基础上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在当时和后世均有很大的影响。本书从白居易的诗集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字词和典故进行简明的注释，并在评析部分疏通全篇大义、讲解作品的艺术特色，以便读者理解诗意。

观刈麦
李都尉古剑
赠元稹
宿紫阁山北村
感鹤
寄唐生
轻肥
上阳白发人
新丰折臂翁
卖炭翁
井底引银瓶
早秋独夜
友人夜访
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
登香炉峰顶
小池二首
吾雏
池畔二首
感镜
寄微之三首（其二）
夜闻歌者
江楼闻砧
夜雪
寄行简
送客回晚兴
江南遇天宝乐叟
真娘墓
长恨歌
琵琶引并序
花非花
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和友人洛中春感
邯郸冬至夜思家
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
赋得古原草送别
江楼望归
……

尚永亮
白居易（772-846），字
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
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
郑（今河南新郑市）。十一
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
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
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
，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
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
806），为应制举，他与元
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
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
》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
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
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
制科入等，授整屋尉，次年
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
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
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
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
谏”（《初授拾遗献书》）
，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
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
、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
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
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
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
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
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
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
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
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
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
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
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
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
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
年内，消尽浩然气”（《适
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
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
年（815），白居易回朝任
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
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
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
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
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
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
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
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
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
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
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
，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
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
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
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
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
舍人。长庆二年（822），
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
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
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
宗会昌二年（842），以刑
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
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
居士”。会昌六年（846），
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
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
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
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
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
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
》中，他明确说：“仆志在
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
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
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
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
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
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
、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
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
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
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
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喻诗的
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
》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
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
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
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
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
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
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
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
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
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
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
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
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
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
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
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
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
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
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
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
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
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
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
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
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
，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
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
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
君、为臣、为民、为物、为
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
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
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
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
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
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
“为君”而作。他也说：“但
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伤唐衢二首》其二），并
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
讽喻诗，但总体指向却是“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因为只有
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
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
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
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
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
歌理论，他的《秦中吟》《
新乐府》等讽喻诗便是在这
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
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
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
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
至于干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