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结束海外深造后的回家之路颇为坎坷，由于航班取消，他受困于巴黎机场的酒店，而他的妹妹也因躲避家庭闹剧来到巴黎。随着二人一起回忆母亲和父亲的过往，多年的误解终于解除，许多秘密也慢慢揭开。马德里的家，是路易斯真正要回去的“家”吗？
小说围绕主人公和妹妹在巴黎的经历和谈话，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因西班牙内战逃离至法国南部避难的普通西班牙人的遭遇。童年流亡法国以及长大后在西班牙的经历，让路易斯对“家”的概念颇为困惑。青年时期学术生涯的平庸与挫折，恋人的离去以及在法国、英国和墨西哥的经历，不仅使得路易斯的现实回家之路充满挑战，也让他的心灵回家之路变得漫长。

王瞳，毕业于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学，并担任对外西班牙语水平考试（DELE）考官。曾赴西班牙赫罗纳大学和哥伦比亚麦德林孔子学院担任教师。现在大连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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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出版后记

致中国读者的信
我从未梦想能够写下这
封信，写给我的中国读者，
写给在那么古老、辽阔且遥
远的国度里栖居着的人们。
这样的幸事，就连我最奇妙
的梦都无法与之相比。
然而，现在一切成为了
可能，这要归功于我的译者
——西班牙语教师王瞳，以
及黎妮博士，她促成本书的
出版并审校了译文，为我打
开一扇走近中国读者的大门
。他们二位带我来到了从未
梦想过的地方，我要道一声
感谢。
我为各位写下这段文字
，因你们即将开始阅读后面
的篇章，阅读路易斯的故事
。这位年轻人的大学生涯开
启于ZO世纪80年代的西班
牙，彼时该国仍留有大量的
独裁统治遗存，不少掌权者
在公共管理中的特权得以延
续，许多风气和做派仍未消
亡，他们所属的政治阶层。
尽管在若干年前已成为过去
，但依旧存在。
路易斯的故事不仅是一
个年轻人的故事，更是一个
贫苦家庭从流亡之路归来，
在新生且脆弱的民主西班牙
，拼尽全力把生活过下去的
故事。这个家庭保留着对战
败的记忆，也保留着对艰苦
岁月的记忆。路易斯就像手
戴订婚戒指一样，把这些记
忆都带在身上。
伟大的西班牙诗人安东
尼奥·马查多写有一首诗，
描绘了西班牙20世纪的前期
和中期，那时是多么的分裂
与破碎：
小小的西班牙人
来到世界上，愿上帝保
佑你。
两个西班牙中的一个，
会冻结你的心。
路易斯的家庭就是这样
的，被分成了两半，和30年
代遭受内战的西班牙一样，
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开始
和解。路易斯在童年和青少
年时期身边陪伴着一位充满
魅力又带着哀伤的母亲和一
位流亡路上非同寻常的外公
。每年夏天路易斯都会在西
班牙和位高权重的父亲重聚
，而这位父亲永远都是他的
父亲。
两个西班牙相互敌对，
这样的裂痕在许多家庭中不
断发生。家庭，能为伤口止
血，也能孕育子女，他们会
达成历史最好的和解并塑造
西班牙民主的未来。
我由衷地感到，这个故
事实质上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可能会得到中国读者的喜
爱。我如此认为是因为这部
小说关乎失败、贫苦、克服
逆境、父母对子女的爱以及
子女心中对于家的继承。
我热切地希望路易斯的
漫长旅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
是你们的旅行，希望你们在
书中读到那些创作于40年代
西班牙战败时期的诗歌能够
触碰到你们的内心，我希望
能够带你们走进一段属于万
千西班牙家庭的历史，他们
曾在艰难困苦的20世纪有尊
严地活着。
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何塞·玛丽亚·佩雷斯·科
亚多斯

小说首版在2011年推出后，得到了西班牙文学评论界的积极评价，多篇文学评论刊登在西班牙《世界报》、《阿贝赛报》、《塔拉戈纳日报》、《赫罗纳日报》、《阿拉贡先驱报》、《南方笔记》文化版，以及学术期刊《垂枝》上。
小说对1939年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移居国外等历史事实，以移民第三代的视角进行讲述，对战争与家园等主题进行反思。小说还大量引用西班牙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作品。当时西班牙文化出版界、诗人群体和诗歌的风貌，以小说中亲历者的视角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小说还展现了一幅西班牙80年代的社会图画，尤其是马德里运动时期的大学生活。小说跨越年代的叙述，增进了读者对西班牙20世纪社会历史鲜为人知一面的了解。

在我担任法律史教授一
职时，路易斯·冈萨雷斯·哈
尔迪耶尔的《西班牙比较宪
政史》手稿送到了我的手上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这本书
的作者，我记得很清楚，他
当时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在读
博士研究生。多年前，我在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法律史
系曾经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我想知道他现在人在何
处，就职于哪所大学。我打
电话给外交部出版服务处(
他们委托我为这本书写一份
审稿意见)，但是他们无法
给我任何关于冈萨雷斯·哈
尔迪耶尔的信息。我试图通
过电话簿找到他，还换了各
种互联网搜索引擎，但都无
果而终。
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
我，这部出色的学术著作是
从巴黎的一个邮箱里寄出的
，此后作者再也没有露面。
冈萨雷斯·哈尔迪耶尔当时
接受了奖学金，这就意味着
他将放弃著作权，所以外交
部可以把这部专著纳入某套
丛书中进行出版，而无须征
求任何人的同意。事实确实
如此。
几年后，马德里冬日的
一个傍晚，我正在街上走着
，突然暴雨骤降。我躲进一
处门洞里，等着雨势变小。
我身边站着一个优雅的年轻
人，看到他的模样，我心生
好奇。他的绿色眼睛，唤起
我再也回不去的遥远回忆。
大雨不停地下着，我们
继续困在那个门洞里。我决
定和他攀谈两句，索性就聊
起了最平庸的天气话题。从
正面看他时，我认出了他。
他变化很大，但确实就是他
。他穿着一件深色毛呢大衣
，敞开前襟，露出了里面的
西装便服，他的头发乌黑发
亮，眼睛里透出非凡的力量
，也许那是雨中路灯灯光的
倒影，但是我想说他的目光
是炽热的。
我想自我介绍，但他没
有让我说完，他告诉我他知
道我是谁，他记得我，并且
非常感谢我为他的《西班牙
比较宪政史》撰写推介。
我解释说我曾试图寻找
他，但没有成功，他的书很
受欢迎。我问他是否还在大
学工作。他说没有，并没有
给我更多的解释。
雨开始小了，我们就此
别过。我给了他我的名片，
许诺他如有未出版的法律史
作品，我愿尽绵薄之力。
几个月后，大学里来了
一个包裹，里面装的正是列
位看官手中的这本书。除了
书的手稿，我没有发现任何
信件或发货地址等可以找到
路易斯·冈萨雷斯·哈尔迪耶
尔的信息。
读着他的手稿，我惊讶
于自己竟是这些段回忆中的
一位人物。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们与周围人会走得多么近
、隔得多么远，我们对他们
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看待
我们。
我再次试图寻找他。这
一次，我通过他在回忆中留
下的生活痕迹慢慢摸索。就
这样，在寻找路易斯的路上
，我遇见了自己，并结识了
一些生活在他回忆里的人物
。
他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现
在住在巴黎，是一位著名作
家的伴侣。赛义夫的个子长
得很高，并且对他的舅舅记
忆犹新。他们两人再也没有
见过他。他的妹夫卡洛斯再
婚了，育有两个孩子。电话
里当我介绍完自己，告知我
想见他的原因时，他回答说
没有时间。
路易斯的父亲去世了，
并把个人藏书遗赠给了康普
顿斯大学。我不知道这是否
具有讽刺的意味。我去了他
的老宅子，想看看合欢树。
那些树，还在那里。
路易斯的母亲在她位于
马德里的公寓接待了我，老
人家十分亲切热情。我对她
儿子的回忆进行了小规模调
研。在此过程中，我成功找
到了20世纪40年代马德里
文学圈的一些人物，他们都
曾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
记。我把其中几位的地址留
给了她。我了解到五十余年
后的今天，路易斯的母亲和
那些迫于时运而走散的老朋
友们重新开始通信了。
我找到了彼时的排字工
兼诗人拉法埃尔·米连，他
现在住在美国，一直都在创
作诗歌，结过四次婚，并在
那里担任摄影师，也小有名
气。我在马德里的一家旧书
店里得到了一本他的作品集
，里面的相片很不错。我把
这本书作为礼物带给了路易
斯的母亲。而今，拉法埃尔
已经失明，但是还记着这位
老朋友，得知她还在坚持创
作短篇故事，他十分欣慰。
我还找到了卡门·罗莎·卡
波特，她仍住在马德里。她
再婚嫁给了一位英国人，是
她一生的挚爱，两人育有四
个孩子。现如今她一人独居
，但是她依旧能够举办音乐
会。这一点我可以证实，因
为我曾亲临现场。她弹钢琴
，她的儿子拉法埃尔吹单簧
管。
我没有找到出版商曼努
埃尔·帕雷啥，我的线索断
在了巴塞罗那。我只知道他
把航向出版社搬到了兰布拉
大道22号。我会继续寻找下
去。
尽管路易斯的母亲可能
是唯一真正知道他在哪里的
人，我还是没有向她问询路
易斯神秘人生的去向。我认
为我不应该这样做，我明la
什么时候应该对沉默保持尊
重。
他的朋友阿道夫目前住
在墨西哥，结了婚，但娶的
不是洛雷纳，有两个孩子。
他回了我的信，告诉我他确
实知道路易斯的情况，并给
我抄写了两节聂鲁达的诗歌
：
离开即是归来，归来时
只有雨，
唯有雨，在守候。
出版社照着我在大学里
收到的手稿，把这些回忆文
字原原本本地出版成书。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
找多

回家，也是一种旅行，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故事中屡见不鲜。无家，“回”字便没了意义。家，对于一个人来说，与其说是个地方，不如说是种回忆。
我起身拉开百叶窗，让阳光照满房间。淡淡的阳光透过阴沉的天空，消解了万物外在的假象，让人看清其中的虚妄。我看见一列长长的红砖房和金属的圆顶，透着潮气，斑驳残旧，绿树葱葱，绿草青青。
我听见，飞机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像是一种惩罚。一年半以来，我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期盼着回到马德里。我因遭受的伤害和不公待遇投诉了英国航空、法国航空、欧洲航空，当然，还有伊比利亚航空。赢下对伊比利亚航空的诉讼，令我颇为满意。
此时此刻，我虽身在英国，却和在世界其他地方差不了两样。我的悲剧在于我不能回家，回不了家。我找不到能带我回家的路，那个我已经失去了的家，回不到秋千公园旁破败的街道，也回不到东哥儿吠雪的那一天。
在漫长的归途中(对我来说仍然算作归途，我从未失去回家的念想)，我路过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成为旅途的终点。这些地方想要我忘记过去，把回家的念想抛在脑后，并用它们光鲜亮丽的名字引诱着我：罗马、巴黎、伦敦、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就举些欧洲城市的例子罢了，当然也有美洲的城市，开始停留的那几站。
我的航班从墨西哥联邦区出发，却因意外的技术故障要迫降迈阿密。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便猜到这是某种征兆。那天是1986年12月23日。各种天气问题阻断了我的跨洋之行，没法回到西班牙和家人过圣诞夜了。想到这里，我失望透顶。如今考虑到后来发生的种种，我当时的那种感受简直滑稽可笑。
倦于在迈阿密苦等，我决定飞去纽约，想在那儿尽量搭上一架能带我回家的飞机。同路的几个西班牙人租了一辆车，费用航空公司负责(这很好理解，航空公司得管，尤其是要花钱的地方)。走陆路还可以顺路随心看看佛罗里达的海岸风光。“既然他们坑苦了我们，把我们扔在这儿过圣诞节，那不得让他们的钱包出出血？吃的住的，还有车钱，可得狠狠地花上他一笔。这事儿反而还让我高兴呢。”说话这人叫卡洛斯，在迈阿密大学念历史学博士。他女朋友还一直在西班牙等着他呢。然而，对他而言，美国的第一年就让他有所改变了，又或者说，让他在开始忘记她了。
我最终去了奥兰多，从那儿走国内航线到了纽约。我在肯尼迪机场一落地，就得知那四个开车走的西班牙人遭了车祸，都死了。
最终，我成功登上了回西班牙的飞机，可航空管制员的一场罢工让我的航班改道去了巴黎。这对我来说已经不算意外了。一对年轻夫妻在火车出轨事故中丧生的新闻也没能让我感到丝毫惊讶。想想，这对夫妻还曾试图说服我和他们一起，从巴黎走铁路回马德里。
我知道，回家唯一的路就是坐飞机。要是尝试逃避这条路，种种迹象表明我或丧命于此。这就是为什么我飞到了阿姆斯特丹，在那儿换了家航空公司，又飞到了柏林，然后到慕尼黑，再到罗马。这么一个又一个地数下去又有什么用呢？我去每一个城市，都不是因为我想去这些地方，而是为了另一个还未到达的城市：马德里。
说到这儿，我提及的都是城市名。实际上，从一年半以前开始，我的生活都是在机场旁边干净的酒店里度过的。在这些酒店里，每个人都在期待一次旅途的开始。人人都在那里住，却没有一个人想停留。
在第一年，我收到了很多信(信都寄到我在巴黎的一个邮政信箱，然后再从这个信箱寄发到我所在的地方)。可是，现在只有我母亲还在给我写信。我明白，我的至亲至爱都渐渐地离我远去，因为我不让他们来看望我。这听起来有点不好理解。
我的朋友不多，但都十分要好。让我和家人、朋友两地分别，真是件苦差事。若是他们来了，一定让我跟着回去。但是，我知道，我只能飞回去。他们很可能也卷入我的悲剧中。一旦他们厌倦了在坐飞机问题上的纠缠，就会试图走陆路或水路回家，那时，我更担心一切会以悲剧告终。
所以，一点一点地，我被遗忘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我知道，有人觉得我在钻复杂的国际航空规定的空子，想靠索要赔偿发笔小财。但说实话，我活到这个份儿上，如此的不幸，我最后想到的才可能是钱。
真相无法解释，无法展示，也无法证明。真相得去体验，就好像颜色需要去感受，音乐需要去感知。而我知道，我必须飞回去。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