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共享、兼容并包，是互联网最初被赋予的精神底色，网络成为寄托着人类美好理想与殷切盼望的虚拟新世界。然而，当互联网扩张到几乎无时无处不在，变成了生活本身，关于它的愿景似乎正在破碎。
互联网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里，虚假新闻与语言暴力泛滥；算法可能增强偏见，且让人陷入系统无法自拔；平台巨头成为网络时代的垄断者，用户隐私沦为牺牲品；全球互联网蜕变为“分裂网”，形成多个独立运行的“电子集中营”……
互联网真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吗？所有被技术深刻影响的各方，无论公司、公众，还是监管机构，都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内容与社交
视频正在“吞噬”互联网
在社交媒体上，你不过是在化身活动
虚拟世界让我们时刻在场，但又永远缺场
“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机理
商业模式
流量有毒，而且有剧毒
定向广告正在摧毁互联网并破坏世界
技术的成瘾设计
拆墙开放，让互联网真正互联
代码与算法
我们是如何被代码所统治的？
相信人，还是相信机器？
算法必须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数据与隐私
数据究竟属于谁？
隐私不会死，而会更强大
什么是好的科技公司隐私政策？
技术伦理
科技帝国的新伦理
技术并不中立，而有特定目的
技术精英的梦醒时分
后真相时代，我们还能相信企业有价值观吗？
平台与治理
数字化过后，又怎么样？
数字劳动的无眠
网络就是元宇宙，但也可能是新瓶装旧酒
元宇宙转向：重思平台的价值、危机与未来
互联网大分裂

人类构建出数字化生存的光明前景，
却在不归路上掉进信息技术的暗面。
数字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能否保护我们的隐私？
谎言比真相传播更快，社交平台如何避免道德危机？
互联网已走向分裂，元宇宙将带领人类去往何处？
数字化研究先驱、2018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大管理思想家”（Thinkers50）雷达榜单入选者 胡泳 | 从数字化生存的先行者，到互联网歧途的批判者，揭示互联网的异化现象与未来命运。

技术并不中立，而有特定目的
技术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中立，因为它是有方向性的，它通过增加选择或者改变过程而指向某种特定的方向。
技术的方向性与中立性
在技术问题上，除了常见的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人们往往还会产生两种想法。一类人认为技术具有方向性——它会改变它所触及的文化。此处的方向性是指，技术使一种文化能够朝着它本来无法去往的方向发展。另一类人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他们批驳第一类人提出的说法，相信我们看到的变化是由于文化内部的力量而不是技术造成的。
有很多例子可以为技术确实改变了文化这一论点做辩护。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印刷机。印刷机在欧洲发明后（特指实用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机），引起了书籍和学问的广泛传播，破除了知识垄断，引发了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早期的现代时代。
另一个例子是时钟，它最初是由天主教的修士们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一天七段的祈祷仪式做精确的计时。但这一技术最终导致工厂工人遵循规律的工作时间，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修士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钟表不仅是一种计时的工具，也是一个整合和控制人类行动的手段。
然而，主张技术中立的观点会认为这种历史叙述是对这类事件的曲解。印刷机和钟表都是在中世纪欧洲之前很久就在中国被发明出来。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产生现代科学或资本主义。那些认为技术保持中性的人指出，潜在的文化信念和社会实践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而非技术本身。
钱存训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一书有一个结论：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虽然相似，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在西方，印刷术的使用激发了欧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进了民族语言及文字的发展，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在中国，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存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因此，印刷术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坚固基础。[?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为了使技术改变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必须选择使用它。这种选择可能是糟糕的，也可能是明智的，但选择是关键。
人类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涉及从若干选择中做出不同的权衡。每个可能的选择都会产生好的和坏的结果。作为人类，我们必须权衡每一种选择的利弊，以决定哪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技术看上去为我们增加了新的选择。在印刷术之前，阅读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可行选择。在时钟之前，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须考虑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以及在固定时间里生产出某种东西。
随着技术的引入，新的选择就出现了。任何技术都是这样，无论是现在我们使用的汽车、电视、手机，还是尚未发明的未来技术。
不过，人类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吃明知对自己有害的食物。我们浪费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与那些明显不听的人争论。我们也经常做出我们知道一定会后悔的错误选择。在决定是否使用某项技术时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也确实拒绝使用技术，但我们其实不一定会对如何使用以及何时使用技术做出好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中性的，因为它只是提供了选择机会，而没有强迫任何人去做出选择。不同的人，进而不同的文化，会对技术的用途做出不同的选择。然而，也可以认识到，技术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中立，因为它是有方向性的，它通过增加选择或者改变过程而指向某种特定的方向。
比如，相信技术中立的人提出的经典说法经常包括：“枪不杀人，是人杀人”，“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关键看拿在谁手里”。枪支的确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比如把它用来做镇纸——但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不是人们拥有枪支的原因。枪支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开发的，我们一般是按照这一目的来使用它。
一种技术的可能使用范围并不是无限的。从理想用途的有限范围可以透视发明者的价值观——枪不是镇纸，而是用来杀人的好工具。当用于它的预期目的时，它相当有效。我们能相信发明者对其创造的东西没有道德义务的说法吗？当美国人谈论枪支时，可以合理地解释枪支的必要性，以及个人如何拥有持枪的权利，并由此做出自己的选择。然而，枪支的设计就是为了杀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项技术不是一个中立的产品，它从来都不是。
发明者和设计者偏好价值中立
“枪不杀人，人杀人”，代表着价值中立论的认知，即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可以归于某种技术，只有在人使用技术时才出现价值问题。也就是说，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而使用它的人是不中立的。如果一项新技术问世，无论是枪支还是智能手机，造成了或好或坏的影响，那是由于好人或坏人造成的，而无关技术本身。
价值中立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论证来展开：
首先，价值难以检测。技术要想包含或体现价值，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