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季羡林的百岁人生告白，写给生活的同路人。在先生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中，追问的是每个人的活法。先生是低调的学霸、朴实的大师，自在的作家，北大的终身教授，国家图书奖的获得者……在本书中，他洗去了“身上的泡沫”，从“烟村旧风景”“万物皆可爱”“书中得自在”“悲喜唯自渡”“天地独行客”“幸得诸君忆”六个角度回望了百岁人生的悲欢，聊到了童年、朋友、死亡、温暖、当下、难得糊涂、被动的人生……发觉最终让他沉醉的，却只是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
是的，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悲欢皆是生活。愿我们能在这本小书中找到步履不停的力量。

季羡林（1911.8.6-2009.7.11），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终身教授等。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三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桂冠。

烟村旧风景
小传
我的家
我的童年
赋得永久的悔
我的第一位老师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月是故乡明
回家
万物皆可爱
听雨
兔子
咪咪
咪咪二世
喜鹊窝
晨趣
清塘荷韵
芝兰之室
从南极带来的植物
书中得自在
我的书斋
藏书与读书
开卷有益
我和外国文学
写文章
丢书
温馨的回忆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悲喜唯自渡
难得糊涂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忘
时间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八十述怀
长寿之道
天地独行客
火车上观日出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海上世界
西双版纳礼赞
观秦兵马俑
法门寺
登蓬莱阁
雾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幸得诸君忆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我的朋友臧克家
回忆梁实秋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命毕竟是可爱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有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人生在世一百年，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只等秋风过耳边。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我们在被动中，在糊里糊涂中，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本书是季羡林百岁人生告白，悲欢皆是生活。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七岁赴济南，上小学、初中、高中。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任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秋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通过论文，口试及格，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直到现在。1978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自己的专业原来是印度古代语言学，后来扩大到印度古代历史和梵文文学，以及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佛教史等。翻译梵文作品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皆已出版。最近几年，从事诗史《罗摩衍那》的翻译，将分七册陆续出版。此外，还译有德国女小说家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已出版。
从中学起，就学习着写散文。已集成三个集子：《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选集》，都将出版。自己现已年近古稀。回想过去几十年漫长的生活，觉得自己同文学发生关系，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我确实是从中学起就喜爱文学。在高中时期，最初是写文言文，老师是很有学问的王崑玉先生。后来换了老师，就改写白话文。在这期间，我写过不少的散文，也曾写过诗。我的国文老师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许是过分的鼓励，我有点受之有愧。后来，胡先生为我们党的事业，壮烈牺牲，成了烈士。董先生在几年以前也与世长辞。但我总是常常想到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与指导。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我就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曾翻译过一些欧美作品，也继续从事散文的写作。虽然写得不多，但始终未断。
但是我大概注定是一个“杂家”。大学毕业以后，隔了一年，开始走上研究梵文的道路。我研究梵文，一开始并不想专门研究文学，虽然梵文文学之丰富是古代世界上少有的。我专心致志地研究的是梵文混合方言，属于语言学的范围。我对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十几年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就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天天轰炸的情况下，我也乐此不疲。在饥肠辘辘中整天同许多古怪的语法现象拼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解了。
在这期间既没有翻译梵文文学作品，也很少写什么散文。
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还有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没有法子进行下去了。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我那“杂家”的天性这时就抬起头来。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少碗，就吃多少碗。这就是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历史，古代史同近、现代史都搞。我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费了很大的劲，积累资料。我翻译印度梵文文学作品，我也研究印度佛教史，如此等等。，但是积习难除，有时也写点散文。在出国访问之后，写得比较多。因为印象深，感触多。心里似乎有了“灵感”，不写出来是不行的。在学校的时候，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往往一年半载什么“灵感”也没有，什么东西也写不出。自己就心安理得地做“杂家”。像鸡吃东西一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什么东西钻得都不深，好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同时还忙于行政工作，忙于开会。终日忙忙碌碌，静夜自思，心潮起伏。觉得自己是走上了一条自己不大愿意走的道路。但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只有走下去了。有时候拿出年轻时在国外写的关于混合梵语的论文，觉得是别人写的，不像是出于自己的手笔。此中情思，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我仍然执着于文学。梵文文学我翻译，德国文学我翻译，英文写的东西我也翻译，散文也写。有人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活动有矛盾。也许因为我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所以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三十多年来，我就这样搞了下来。一方面对年轻时候从事的研究工作无限留恋，以不能继续研究下去为终生憾事；一方面又东抓西抓，翻译与写作同时并举。转瞬之间，黄粱一梦，已经接近古稀之年了。
把我同“文学家”或“作家”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颇有点滑稽。现在又遵命作为一个“文学家”写自己的自传，更是滑稽透顶了。然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呢？谨将自己的生平和几十年来的心情略述一二，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1980年8月
原收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1980年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