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期的叶卡捷琳堡，一种可怕的流感正侵袭着彼得罗夫一家。家庭成员各自隐藏的秘密也逐渐浮出水面。彼得罗夫是一个28岁的修车工，也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业余漫画家。他患上流感后，在酒精和阿司匹林的双重作用下，危险地行走在谵妄与癫狂之间，犹如在马雅可夫斯基笔下的《城市大地狱》中神游。于此同时，他的前妻彼得罗娃正试图遏制内心积压已久的杀气。
在彼得罗夫夫妇狂热的大脑中，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记忆碎片与西方流行文化交织，意识形态与商业广告并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流行乐队相遇。活在“二手时间”里的人们正徒劳地寻找道德的力量。他们用幻想抵抗无力改变的现实，把爱意留在记忆的至深处。

李春雨，1987年生，河北易县人。厦门大学助理教授，俄罗斯文学博士，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记忆记忆》《地铁2035》等译著6部，学术专著1部。《记忆记忆》被《新京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燕京书评》《文学报》“凤凰网读书”“新浪读书”等十余家媒体评为2020年度好书。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三届力冈俄语文学翻译奖入围奖、“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度译者”等荣誉，入选《青年文学》2022年第7期封底人物。

第一章 阿·伊·德
第二章 彼得罗夫的梦
第三章 新年枞树联欢会
第四章 彼得罗娃发疯了
第五章 彼得罗娃平静了
第六章 彼得罗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第七章 小彼得罗夫的流感
第八章 成年期待者剧场
第九章 雪姑娘

荒诞的笔触、悬疑的设置、富有快感的叙事节奏，让阅读体验如同嗑药。宛如电影《盗梦空间》一般的嵌套叙事，暗示男主的“多重人格”。评论家称：小说的叙事节奏撼动多年来阅读“正常”作品养成的感知体系。融合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诗歌等体裁，语言令人惊叹的、别具一格，小说结构精密复杂，由几个叙述层次构成，多线推进，使读者在悬疑与迷乱的氛围中逐渐深入。

萨利尼科夫的写作风格
是独一无二的——新鲜，如
创世第一天。他每一步都在
挖空读者脚下的土壤，撼动
多年来阅读“正常”作品养成
的感知体系……邪灵的狂欢
与地狱般的惊悚从一切缝隙
中渗透出来，仿佛马姆列耶
夫和格尔切夫在大跳交谊舞
，而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在
鼓掌喝彩。
——加林娜·尤泽福维奇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
当开始阅读这本书时，
我就知道这是一部杰作。俄
罗斯当代文学能让人立马意
识到具有某种极高价值的作
品，是非常罕见的。我指的
是文学的质量、气味、深度
、结构，以及蕴含在结构中
丰富的情节、人物关系和引
用。当然，还有非凡的语言
和对不同议题多层次且令人
兴奋的呈现。
——基里尔·谢列布连尼
科夫 《彼得罗夫流感》导
演
一部富有洞察力的小说
，不只关于俄罗斯，更是关
于普通人对于幸福的沮丧追
求。众所周知，这不仅限于
俄罗斯。
——赫伯特·肖恩 奥地利
评论家

第一章 阿·伊·德
每次彼得罗夫一上无轨电车，立刻就会冒出一大群神经病，拼命往他跟前凑。只有一个人例外——一个安静的、胖乎乎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像个挨了欺负的小男孩的小老头。反倒是彼得罗夫，每次一见到这个小老头，都忍不住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再狠狠地欺负他一顿。这种野蛮的无从解释的冲动将他攫住，如同蓬勃的达尔文之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气的紧密结合。每每觉察到彼得罗夫逼视的目光，小老头便会怯生生地别过头去。
偏巧小老头这个神经病是个固定角色，彼得罗夫打小便隔三岔五碰见他，甚至不只在电车上。其他神经病都只是偶然地闯入彼得罗夫的生活，就好像他们三十年来唯一一次从西伯利亚大道八公里街冲出来，跳上3路无轨电车，只为了向彼得罗夫骂两句好的，然后永远消失。
有过一个老婆子，非要给彼得罗夫让座，坚称他是残疾人，胳膊腿儿都是木头的，还得了癌症。有过一位大叔，酷似苏联电影里的铁匠，厚身板、大嗓门，说起话来整个车厢的铁皮都嗡嗡震颤，如同半空的敞口玻璃瓶近旁轰然驶过了一辆重型卡车。这位大叔用一扇膀子将彼得罗夫抵在电车皮上，竟给售票员大婶朗诵起诗歌来——真想不到，在浸透着铁屑味、汽油柴油味的棉袄底下，居然埋藏着一颗温柔的诗人心脏：“岁月飞逝，我们的年华如鸟群飞过。”大叔将“年华”和“鸟群”读得尤为深情。售票员大婶则温顺地微笑倾听。
有过很多次，坐到彼得罗夫身边的人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年纪，却一个个如同得了老年消瘦症，他们跟彼得罗夫随便打声招呼，便开始喋喋不休，什么神秘失踪的苏共黄金啊，什么以前年年发放免费疗养券啊，什么如今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啊。每次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些五花大绑等待枪决的贪官。他们脸上仍是之前现身电视屏幕时的那种神情，有的和蔼可亲，有的道貌岸然。
有一次，彼得罗夫眼睁睁看着两位退休的老大爷差点动起手来。二者的立场其实是相同的，连政治阵营都大差不差，却仍旧争得面红耳赤。彼得罗夫不禁怀疑他俩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因为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分明是一致的：诸如叶利钦是被别列佐夫斯基搞下台的；诸如塔吉克人太多了；诸如从前才是真正的民族友谊，如今只剩下了犹太人；诸如叶夫图申科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为他谴责了大屠杀；等等。这一情形动摇了彼得罗夫全部的逻辑认知，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梗着脖子朝对方喊叫。他觉得自己也快疯掉了。眼看俩老头就要大打出手，终点站到了，二人下了车，气定神闲地各自散去，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争吵似的。两人到了也没能辩论清楚，到底哪个时期的苏联最幸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这一次，彼得罗夫得了流感，自觉颇有些神志不清。他晃晃悠悠地站在车厢后部，使劲抓住扶手。车上人并不算多，但座位都被占满了。司机每到一站都重复着同一个玩笑：
“小心，门不关了。” 从建筑学院站上来一位老干部模样的人，穿着一尘不染的灰大衣、裤管笔挺的灰西裤，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胡须几分像列宁，几分像捷尔任斯基，几分像利莫诺夫。他撩起暗红色方格围巾的一角，擦拭起镜片上的白雾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起身给他让了座。老干部道声谢，坐下了。
沉默片刻，老干部按捺不住，问小姑娘：“今年几岁啦？”
“九岁。”小姑娘说着，不自然地抖了抖背上的书包。
“你知道吗，在印度和阿富汗，女孩子七岁就嫁人了。”
彼得罗夫心想，老头儿肯定是在说胡话，要么就是自己听错了。他看向老头儿，只见后者继续嚅动嘴唇，发出声音。
“你想想看，你都已经结婚两年啦，”老头儿促狭地眯起眼睛，“已经跟自己男人滚了两年床单，没准儿都给他戴过绿帽子啦！你们女的呀，都一个贱样。”他说完这话，依旧和善地微笑着，促狭地眯缝着眼，抚摸着小女孩的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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