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刑法典》（1962年第700号法）于1962年制定，1965年1月1日生效，包含有关在瑞典构成刑事犯罪的诸多行为的规定。有关其他犯罪之规定可见于具体法律法规。本法典也包含适用于所有犯罪与刑事制裁以及瑞典立法适用范围的总则规定。

周振杰，男，1976年生于江苏赣榆。1998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外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10月-2010年9月，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助理研究员、助理教授；2009年，任英国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0年10月至今，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暨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第一编 总则
第一章 犯罪与刑事制裁
第二章 瑞典立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编 犯罪
第三章 危害生命与健康的犯罪
第四章 危害自由与安宁的犯罪
第五章 诽谤罪
第六章 性犯罪
第七章 危害家庭罪
第八章 盗窃罪、抢劫罪及其他窃取性犯罪
第九章 诈骗罪及其他欺诈性犯罪
第十章 侵占罪、其他背信罪与贿赂罪
第十一章 侵害债权人等的犯罪
第十二章 毁坏财物罪
第十三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十四章 伪造罪
第十五章 伪证罪、诬告罪及失实陈述罪
第十六章 危害公共秩序罪
第十七章 危害公共活动罪
第十八章 叛逆罪
第十九章 危害瑞典安全罪
第二十章 滥用职权等罪
第二十一章 武装部队人员的战时犯罪
第二十二章 叛国罪等
第二十三章 未遂、预备、共谋与共犯
第二十四章 免责的一般事由
第三编 刑罚
第二十五章 罚金等
第二十六章 监禁
第二十七章 附条件量刑
第二十八章 缓刑
第二十九章 决定刑罚与免除制裁
第三十章 选择制裁
第三十一章 特定案件中的特别护理令
第三十二章 青少年特别护理令
第三十三章 废除
第三十四章 在既有判决之后确定新的制裁
第三十五章 制裁时效
第三十六章 没收财产、公司罚金以及其他犯罪的特殊法律后果
第三十七章 缓刑委员会
第三十八章 程序性规定以及其他
过渡条款

刑法是惩罚犯罪与保障
人权的重器，刑法典是法律
体系中的大典。当今世界，
各国无不重视制定和修订刑
法，不仅实行成文法传统的
大陆法系国家均制定了刑法
典并不断加以修订，如德国
、法国和日本等，而且实行
案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
也制定了单行的刑法或者统
一的刑法典，前者如英国、
美国，后者如印度、新加坡
等。用刑法典或者成文刑法
维护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
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
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已经成为各国通行的做法和
全球化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刑事立法。新
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
府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妨害
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
例》等单行法律，为惩治相
关犯罪提供了明确依据。改
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在1979年颁布的7部重
要法律中，就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这是新中国
制定的第一部具有刑法典性
质的刑法。此后，为适应严
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全
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了20
多部单行刑法，并在一些行
政和民商事法律中附带规定
了刑法的内容。1997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于统一
刑事立法的考虑，通过系统
整合1979年刑法、单行刑
法和附属刑法规范，全面修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这实际上是一部名称上
没有加“典”字的刑法典，首
次实现了刑法体系的科学化
和系统化。
1997年刑法实施以后，
刑法的修改一直采取修正案
的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现
已出台了11个刑法修正案，
在不打乱1997年刑法体系
的基础上，增加、修改和完
善了刑法的大量内容。与此
同时，国家立法机关还制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
织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含
有诉讼程序、工作机制和刑
法规范的综合性刑事法律，
开创了刑事立法的新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
制定和修改刑法的各个时期
中，学术界和立法机关都注
意研究、借鉴域外的刑事立
法规范和经验。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的立法实践证明，这
种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的做法是实现我国刑事
立法不断与时俱进，促进刑
法体系现代化的有益举措。
进入新时代，为了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2020年11月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提出的“坚持统筹推进国内
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
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
外法治”和“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大部署，我们更要注
重研究借鉴域外法治经验。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
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
中重要的内容就是法治的现
代化，而法治现代化建设需
要国际视野，法治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是法治国际化。故
翻译其他国家刑法（典），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与我互
动，是完善我国刑法、推进
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也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的有力举措。正是
出于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
平总书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
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全面、
系统地了解、研究、借鉴相
关国家刑事立法的最新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院与法律出版社密切
合作，决定组织翻译、出版
一批外国刑法（典）。
回顾历史，在中华法系
从自成一体到开放兼收的转
变历程中，翻译外国法律（
典）的工程功不可没。经查
询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
都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有关
资料，我国翻译、出版代表
性国家刑法（典）的活动肇
始于清末修法运动，自
1903年出版邱起霖笔述《
印度刑律二卷》到2023年
120年间，约有138部刑法
（典）译作在国内出版。总
体上讲，我国翻译和引介外
国刑法（典）的历史大致划
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末民初
时期。清政府决定变法修律
后，先于1904年设立了修
订法律馆，后于1905年设
立了考察政治馆。在考察西
方国家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
法律的基础上，作出了变法
要效法日本法律制度的抉择
。之所以如此，正如时任清
廷修律大臣沈家本所言：日
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
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
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
法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
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
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
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去
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
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
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故
在1904年与1905年出版的
10部刑法（典）译作中，日
本不同版本的刑法占了7部
；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
，以单行本、法规大全等形
式出版的37部刑法（典）译
作中，有关日本刑法的有17
部。
第二个时期是辛亥革命
胜利至新中国成立时期。辛
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
但是清末修法的影响得以延
续，尤其是在刑法方面，民
国政府决定：晚清政府仿效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制定并于
1911年正式公布的“《大清
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
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
援用”，故而更名为《中华
民国暂行新刑律》。之后，
又聘请日本学者参与并参照
欧陆日本刑事立法，尤其是
德国、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