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学"是关于译文生成与译文评价的一整套概念系统与知识体系，也是翻译研究不断发展深化的产物。《译文学》在"译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创制了一整套学科概念，提供了译文分析、译文评价的一系列角度与方法；又在"译文学关联论"的层面上阐述了"译

前言
上篇“译文学”本体论
第一章 三种翻译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的立场方法
一、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
二、三种译学模式与“译文学”
三、译文学模式对译本自性的强调第二章 “译文学”的概念与体系
一、译文学关于译文生成的概念
二、译文学关于译文评价与译文研究的概念
三、译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四、“译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关联第三章 中国古代“翻”“译”之辨与译文学的元概念
一、“传”“译”与“传译”
二、“翻”“译”之辨与“翻译”概念的提出
三、“翻·不翻·不可翻”及“翻译度”第四章 “翻”的介入与“可译·不可译”之争的终结
一、“不可译”论者的“不可译”论
二、“可译·不可译”论者没有“翻”的概念自觉
三、所谓“半可译”与“可译·不可译”的调和第五章 翻译方法的概念——迻译·释译·创译
一、“直译·意译”方法论概念的缺陷
二、作为平移式翻译的“迻译”
三、作为解释性翻译的“释译”
四、作为创造性翻译的“创译”第六章 译文质量评价的概念——正译·误译·缺陷翻译
一、“信达雅”的译文质量批评只是印象性批评
二、正译·误译
三、介于正译与误译之间的“缺陷翻译”第七章 译文文化学评价的概念——归化·洋化·融化
一、“归化”的语源及对“异化”一词的质疑
二、从“归化·洋化”的对立走向调和
三、在“归化·洋化”的矛盾运动中走向“融化”第八章 从译文学看“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
一、“创造性叛逆”论的原意及对它的误解
二、“创造性叛逆”论的挪用、转换及其问题
三、“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及其反思第九章 从张我军译夏目漱石《文学论》看“翻译度”与
译文老化
一、张我军译《文学论》的翻译度问题
二、张译《文学论》中的缺陷翻译、误译、漏译
三、张译《文学论》与译文“老化”问题
下篇“译文学”关联论第十章 译文学与一般翻译学
一、“翻译学”与“翻译理论”
二、“翻译学”与“翻译研究”
三、“翻译学”与“译文学”第十一章 译介学与译文学
一、“译介学”是中国人创制的独特概念
二、“译介学”将翻译纳入比较文学名正言顺
三、“译介学”的可能与不能第十二章 译文学与比较文学
一、究竟有没有“比较的文学”这种“文学”？
二、要克服“比较文化化”就必须提倡译文学
三、文学关系史资源递减，译文学资源无穷无尽第十三章 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一、原文与译文两种文本的混同
二、“评论”与“研究”两种模式的混同
三、两种混同形成的原因、弊病及其矫正第十四章 译文学与中国翻译文学史
一、译文不在场的翻译文学史实为“文学翻译史”
二、译介学的翻译文学史实为“翻译文化史”
三、译文在场，方能写成真正的“翻译文学史”
本书各章初出一览表
初版后记
“译学四书”版再版后记

第一章
三种翻译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从属于语言学的传统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文化研究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 “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一、翻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建立起来，许多大学的外文学院，都建立了相关翻译学的学科专业，翻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并且呈几何级数增长。但是，总体看来，由于我国翻译界此前没有经历过像西方翻译学那样的语言学派翻译学的浸润与洗礼，在翻译学科正要建立、翻译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紧接着又受到了当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翻译”思潮的冲击，在学科的突飞猛进的繁荣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有三：
一是全盘引进、照搬西方的翻译学流派。1980—1990年代是推崇尊奉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当时的翻译界几乎是言必称奈达。而进入新世纪后的最近十几年，则是“文化翻译”全盘进入，包括埃文-佐哈的将翻译置于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多角度加以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巴斯内特的将翻译视为“文化交际活动”及将翻译加以“文化转向”的主张，还有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使得翻译研究到处充斥着“政治、权利、权利话语、赞助人操控、意识形态干预、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创造性叛逆、归化·异化”等等字眼儿。诚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使得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的狭隘视阈，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这对于“翻译学”从语言学的学科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忽视甚至无视译文本身的研究，脱离译本的实际，拿“翻译”作由头，大谈文化问题的大而无当的虚泛弊病。久而久之，“翻译研究”便会被文化研究所淹没。
由此带来的第二个弊端，由于“文化翻译”的虚泛的研究模式，对专业素养重视不够，而使得如今的翻译研究者可以在毫无翻译经验、毫无译作体验的情况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谈翻译。以前主要是翻译家和少数翻译理论家谈翻译，其他人不敢随便谈翻译，因为就“翻译”本身而言，对某一个译作做出批评与判断，就需要细读原文和译文，并且加以比较，然后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如今在“文化翻译”的语境内，哪怕没有读过原文，甚至不需要好好研读译文，只需要用浏览和抽样阅读的方式，就可以大谈翻译文化。以前是大量优秀的译作层出不穷，相反地，关于翻译研究的书籍文章只出自少数专家之手，数量极为有限，翻译实践多，翻译研究少，两者不成比例；而如今，优秀译作的比例在下降，而关于翻译论说方面的著作论文却成倍增长，翻译实践少，翻译研究多，两者也不成比例。没有翻译经验与翻译体验，而要谈翻译，就势必会以照搬、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为能事，有关介绍、推崇、评论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连篇累牍，选题严重重复、重叠，大同小异。除了少量之外，大都缺乏新意、没有创意。我在2008年度《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的绪论中，曾说过：在翻译文学的具体研究中，有的文章援引西方理论而获得了新的论据与新的视角，也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章，还处在对西方理论模式好奇地加以套用的水平上，就如同文艺理论界的一些作者在1980—1990年代所做的那样。王向远：《2008年度中国比较文学概观》，见曹顺庆、王向远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近年的翻译研究，就出现了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的倾向。所谓“避难就易”的“难”，所谓“避重就轻”中的“重”，指的都是研读译本，并且将译文与原文对读，并在对读过程中，发现具体的问题。双文对读，作为研究性的阅读，是一件相当细致、相当需要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工作。一切翻译的问题，都隐含在译文中，一切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美学问题，都表现在译文的字里行间。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语言学的精英阅读的要求是不能丢弃的。作为翻译研究者，只有在对读译文的基础上，才能展开译文批评，并对译文做出不同角度的评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