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双面人”，即指那些在“古今之变”中陷入悖论的农民。作者以粤西梧县“程村”为调查对象，通过书写三代人的人生史，呈现一个普通村庄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描绘了当地基层乡镇治理的转型、半工半农结构的形成，以及乡土人情、精神信仰等多个维度，进而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肌理。
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史记”。每个关心乡村及个体命运的人，都能从中发现时代巨变的轨迹和个人的心声；这也是一部迈向普通读者的人类学专著。

初版序言（吴飞）
前言
第一部分 文本
第一章 理学古村
一、旧村
二、新居
三、镇官
四、村干
五、族老
六、群众
第二章 老派干部
一、出头
二、回村
三、当权
四、困顿
五、残年
六、盖棺
第三章 农民老板
一、参政
二、脱贫
三、致富
四、享乐
五、安家
六、真我
第四章 知识分子
一、当家
二、黑参
三、温饱
四、宗亲
五、村务
六、身心
第五章 新式官员
一、村企
二、城建
三、掘地
四、政商
五、站队
六、官运
第六章 普通农民
一、自由
二、挣扎
三、公平
四、三教
五、性命
第七章 年轻后生
一、投资
二、打工
三、晃悠
四、守土
五、育人
六、命脉
第二部分 阅读与反思
第八章 转型悖论
一、小农
二、农工
三、做主
四、自我
五、信仰
六、人生
第九章 天人之际
一、物理
二、治理
三、群理
四、心理
五、道理
六、命理
第十章 古今之变
一、双面
二、圣俗
三、受困
四、治国
五、齐家
六、立命
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初版序言
（吴飞）
2010年6月，在北大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我身边
坐着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胸牌上写着“谭同学”三个字
，我以为是一位姓谭的研究生在做会务。等到这位姓谭
的“同学”和我说话时，我才逐渐意识到，他的名字就
叫谭同学，是当年3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出站
任教的老师。从此以后，我与谭同学的交往慢慢多了起
来，几次到中山大学，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而他每次
到北京，也都要和我联系。虽然这位谭老师的学问在不
断进步，渐渐已经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学者，但人
如其名，他始终像学生一样，谦逊好学，从不懈怠。摆
在面前的这本《双面人》，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田野调查
之后，完成的一部“村庄史”的新著。
《双面人》的研究对象，是位于粤西的一个镇及其
程村。读着书中的乡村史，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读《陈
村》的感觉。《陈村》的研究对象同样是广东的一个村
庄，是三位研究者尚在很难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研究
时，通过大量采访陈村的香港移民而写成的，属于最早
研究大陆当代村庄史的著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很费劲地找到赵文词等人合著的《陈村》英文版。那
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村庄史研究专著，当时非常兴奋，如
饥似渴地把它读完。当时，在国内还很少能看到这样的
著作，能够如此细腻地“还原”一个村庄的当代历程，
我觉得它非常了不起，自己以后的田野研究，也受到了
《陈村》的巨大影响。但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
国内外的类似著作已经非常多了，有大量的博士生在田
间地头寻找着他们的研究目标。一部描述性的村庄史已
经很难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更期待研究者能够从田
野研究中发现更多新的视角，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理论突
破。谭同学的研究，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全书分成三部分：文本、阅读、反思（因再版修订
，全书结构较之于初版序言所析，有较大改变。——本
书作者注）。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本身就是对人
类学村庄研究的一种反省，因为它触及这样一个实质问
题：一本民族志的首要任务，是要还原村庄生活的全貌
，还是要给它做出理论总结？人类学研究的生命首先在
于鲜活的故事，故事的意义，需要理论阐释与分析来点
出，但理论又往往会破坏故事的内在丰富性。在微妙的
现实生活面前，任何理论总是蹩脚的；但若没有理论的
提升，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又与一本乡村小说有什
么差别呢？如果仅仅把田野中大量鲜活的故事当作理论
阐释的论据和例证，现实生活的整体性就会被严重割裂
；但我们又总希望研究者在成功地描述了一个故事之后
，能够告诉我们一些超出故事之外的东西。相信很多做
过田野研究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两难
，应星在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采取了一个非
常聪明的办法，即一方面完整叙述故事本身，另一方面
独立进行理论的分析。谭同学的这个三分结构，正是应
星研究方式的发展。他的“文本”部分占全书的约一半
篇幅，是对“村庄史”的全面描述，“阅读”部分是从
若干个角度的理论思考，“反思”部分则是在理论上的
进一步提升。这样的写作结构透露出作者的理论野心与
洞见，也是使本书区别于时下众多的村庄史研究的根本
一点。
但《双面人》中写的乡村人生史故事，既不像应星
的研究那样，聚焦于一个矛盾相当集中的抗争性事件，
也不像我本人的自杀研究那样，关注某一个具体问题，
而是更像《陈村》，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总体历史（并超
出了村庄边界而涉及乡镇）。它从1949年一直写到21世
纪，跨度有六十多年，涉及各种人物，关注到社会、政
治、经济、宗族、宗教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一切，都使
得这种“村庄史”尤其难写。而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
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
的六十年。面对这样的研究范围，这当然是一种更恰当
的方式。
在《双面人》的第一部分，作者集中写了六类人的
传记（若细分年轻一辈的故事，也可说是十类人的传记
），作为这部乡村史的经；而第二、三部分的理论思考
，则是全书的纬。因而，这些传记就非常重要。
传记最先写的是长期掌权、晚年却变得贫困的老派
干部程成仁，随后写的是起初积极投身于政治、后来却
经商致富的农民老板程守义。这两个人的故事，据说是
程村的“本纪”，基本上勾勒出了以程村为中心的乡村
历史的主线。两个人的经历，都涵盖了从新中国成立之
初到21世纪的各个阶段。两人起初是对头，最终走了完
全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21世纪，各自的结局截然不同
，但两个人最终却走到了一起，在程成仁寂寞贫穷的晚
年中，最关心他的却是当年的对头程守义。
随后的一章“知识分子”，写了程守德和程守智两
兄弟，他们“一家人”都被认为是程村的知识分子。两
兄弟是读书人，身上具有农村知识分子的很多特点，最
终则要么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地方政治，要么是积极参与
到宗族事务当中，诠释着这个自称是程明道后人的理学
之乡的现代命运。
“新式官

记述了从1949年延续到21世纪、横跨60余年的乡村人生故事，聚焦三代、六类人，他们命运的沉浮、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样貌。
作者扎根田野，通过长达9年的走访，在与村民、官员等群体的接触中获得大量一手资料。又在人类学的视野中，触及社会、政治、经济、宗族等维度，直抵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
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呈现转型中多面、立体的乡村社会，从学术的角度诠释我国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

作者所做的，是借鉴太史公写《史记》的办法
，以人物传记的方式来描述乡村的世纪巨变。作者
的这一努力，体现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类学家突破固
有的民族志描述模式，进行大理论思考的野心。书
中抓住的问题，无不深深扎根于田野经验材料，同
时又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对于关心当代中
国乡村命运的人，《双面人》是一本很好的读物，
既能给人揭示出一幅广阔而色彩斑斓的乡村生活画
面，也能够给我们以理论上的深层启发。
——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乡村的“史记”。每个
关心乡村及个体命运的人，都能从中发现时代巨变
的轨迹和个人的心声。其跌宕起伏堪比《百年孤独
》的叙事，细腻、悠长的笔调，让人领略以“文史
哲”作为方法论穿透本土经验的美感与品位，以及
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的力量。
——吴重庆（《开放时代》特邀主编、中山大
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
在众多描述当代中国乡村的民族志中，这本书
非常特别。它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生活的不同侧面
、悖论和反思，而不是为了迎合理论的纯粹性而将
其简化为单一侧面。它的“乡土气息”代表着对人
类学“语法”本土化的努力，是对真诚极限的真诚
探索。
——Hans Steinmüll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
类学系教授）

掘地
（节选自本书第五章“新式官员”，注释从略）
在程成信看来，渡桥镇政府、程村村委会实际上跟农民是一样的，都是在土地里“揾食”（讨生活）。他表示，政府收入的来源当然靠工商、地税，但是好几笔大买卖其实都还是靠土地。在渡桥镇这样比较落后的地方，这是政府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程成信任职期间，镇领导换了好几届，但不同的领导却都喜欢说“掘地三尺也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话。
据程成信回忆，大约在1993年及以前，渡桥镇政府还能从“三提五统”中拿到一点钱，外加少量税收返还，基本上可以维持政府运转。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如他说：
那个时候政府开支也小，只有一部小车。其他的干部上班连摩托都没有，都是自行车或者走路。大部分干部都住在政府大院里。不像后来，虽然大院里也给安排了房子，但基本上只有值夜班的时候才住，平时都住在城里，每天来回。（仿照学校）前面这种我们叫“住读生”，后面这种是“走读生”。我进规划办的时候，政府就有五六台小车了，书记、镇长都有专车，其他几个副职共用一台，计划生育办一台。我们国土所、规划办也有一台，但其实基本上都是镇领导在用，我们用不上。我住在村里，骑摩托上班，每个月报销50块汽油费。
程成信还提到，1990年代那十来年，渡桥镇水利站、财政所、计划生育等部门的人员增加了约2倍。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绝大部分靠镇政府自筹，在他进入政府工作时，这个数字每年已达80万元左右。
政府急剧增加的开支与日益萎缩的“三提五统”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口号下，几乎所有村委会均出现了亏空，渡桥镇政府也债台高筑。而雪上加霜的是，自1995年起，渡桥镇开始面临税收任务倒算的局面，即每年能够完成多少税收并非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而是由梧县提出数字，渡桥镇必须将之作为“一票否决”的任务完成。上级提出的税收数据年年涨，而渡桥镇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以至于完成税收任务越来越吃力。
程成信后来颇感后悔，不该相信书记、镇长的话，进了镇政府工作。因为，正是在1998年，渡桥镇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除了镇干部全员出动加班加点催收税费之外，还聘请了若干“协税员”。在程成信看来，这些“协税员”大部分都是人们常说的“烂仔”。“多管齐下”之后，渡桥镇税收进度略有加快。但按照税收“双过半”的要求（6月底前需完成当年税收的一半），6月中旬，渡桥镇仍有近100万元的缺口。于是，镇委班子会议决定，全体干部“主动出击”，到梧城和城郊等税源充足一些的乡镇去“拉税”，“掘地三尺”也要找到足够的税源完成任务。程成信介绍道，“拉税”的手法主要以减免税收的方式，诱使一些企业将地税交至渡桥镇地税所。原本说每个镇干部都有任务，但后来实在完不成的，镇领导也没办法。最后，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得不亲自出马，找到城郊镇的领导“买税”。城郊镇早已远远完成上级分配的税收任务，故有余力划拨了60万元税收额度，算在渡桥镇名下。作为回报，渡桥镇支付城郊镇5万元征税“工作经费”（在镇干部口头语中为“辛苦费”）。程成信表示，因为两个镇委书记关系“铁”，这笔交易才能达成且价格这么便宜，否则即使能成，其成本也将更高。
1998年下半年，渡桥镇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镇政府征地并搞好“三通一平”，然后以比低于城郊镇数倍的地租，甚至零地租，引进了20余家石材企业。为降低成本，渡桥镇政府将这些企业布置在了国道边，因此只要征地、平整土地并通电、通水即可。为此，程成信被镇领导找去谈话好几次，被要求“千方百计”地发挥好本地干部的优势，协助镇领导做好征地工作。对此，程成信曾回忆道：
刚工作那一年压力太大了，先是要“拉税”。下半年匆匆忙忙要征地，但是只有一半左右在程村，还有一半左右在圩郊村。我都得去协调，起早贪黑去跟老百姓谈判，磨破嘴皮子。最关键的难点还在于，不是我们选好了哪块地，征收了再给老板，而是老板们先来看地，他们看中了哪块，我们就得给他们征收哪块。老板们当然都喜欢公路边平整的耕地啊，（用起来）方便啦。但是耕地是最麻烦的，跟老百姓很难谈，（老百姓）要价高，（镇）领导又不愿多给钱。不像原来宅基地，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事情。现在这个，老板不出钱，政府也拿不出钱，就靠我们去跟别人（老百姓）攀交情、讲道理，甚至连哄带骗加威胁。得罪了不少人。除此之外，这些地基本上办不了用地手续，严格说都是违法的，我们搞业务的，也有点担心国土部门查啦。没办法，这年头有钱的老板比天还大啦，我们得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
20多家石材企业进驻渡桥镇后，当年下半年缴纳的税费终于让渡桥镇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99—2001年，渡桥镇又引进了20余家石材企业。此后，因为梧城、城郊镇地价上涨，一些小石材企业开始主动到渡桥镇落户。渡桥镇政府开始收取一定数量的地租，用后来的副镇长文质彬的话说，终于实现了从依靠土地完成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