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叉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吴晓波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门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门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门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门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门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998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
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以时间为轴，在东西方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历数中国历史上的十数次重大经济变革，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
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中，吴晓波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1850年12月，时年45岁
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
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
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
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
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
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
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
“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
，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
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
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
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
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
题的条件……”“青春逝去，
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
苦短，活动范围日蹙。……
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
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
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
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
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
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
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
—《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
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意大
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
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
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
是花店和精致的小咖啡馆。
我在那里闲居数日，游逛过
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
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
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
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
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
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
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
十有五，正感慨于白发问生
、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
夜焦虑。
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
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
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
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
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
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
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
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
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
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
。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
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
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
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
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
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
，我出版了《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
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
相继写作了《跌荡一百年：
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
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
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
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
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
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
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
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
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
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
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
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
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
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
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
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
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
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
“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
，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
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
，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
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
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
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
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
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
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
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
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
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
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
，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
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
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
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
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
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
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
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
“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
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
、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
说出”。我们所见的事实及
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
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
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
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
畔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都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齐国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一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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