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古埃及的迷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而收藏埃及文物的做法早在古罗马就已相当普遍。没有什么能比在埃及的沙土中挖掘法老时代的黄金宝藏更令人兴奋，尼罗河的古物，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想象力的灵感源泉。在此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上逐渐形成一门真正的学科——埃及学。
而19世纪至20世纪初埃及学鼎盛时期，这一复杂年代见证了埃及所有伟大的发现，促使西方反复出现“埃及热”。这个学术研究与探险故事的黄金时代齐整地以两个划时代的事件为始终：1822年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以及整整100年后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前者提供了解开法老文明之谜的钥匙，引发西方不顾一切寻找更多文物，与埃及密集接触；后者展现了法老文明的繁荣和复杂，为西方在埃及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
《黄沙下的世界》从学科角度出发做了一次学术史的回顾，同时加入了欧洲近代史、地缘竞争和政治博弈的视角，是对埃及学的产生及其时代背景的一次全方位复原。以埃及学发展的时间线为主轴，详述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被欧洲殖民侵略与身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埃及，为我们呈现了自拿破仑远征埃及到1922年近120年间埃及学形成发展的过程，在呈现学者个人命运与大时代交织的迷人的复杂性的同时，突显出欧洲知识体系对埃及学的主导和贡献。从欧洲知识界对待古埃及文明的态度的转变——从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智慧的源头，到《圣经》和古典文献框架中的异类，再到与古罗马帝国共享荣光的文明——可以看出，埃及学正逐渐帮助我们看清一个真实的古埃及世界。
120年间，抱着不同目的在埃及土地上工作的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埃及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们的形象在作者笔下各具特色，有不择手段的文物商、挑战新奇事物的探险家、投身学问的学者、老谋深算的外交官、对古迹不感兴趣的疗养者，还有执迷欧化的埃及统治者。无论他们动机如何，终归通过他们一个世纪的冒险和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埋藏在黄沙下失落的世界。

托比·威尔金森（Toby Wilkinson)，生于1969年，现为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研究员。他是国际知名的埃及考古学者，已出版九本著作，其中《古埃及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曾获黑塞尔-蒂尔特曼奖（Hessell-Tiltman Prize）。

时间线
推荐序
序言
序幕 古老土地上的旅人
第1章 记述与解密
第2章 追寻拿破仑的足迹
第3章 海外的英国人
第4章 普鲁士计划
第5章 法国根基
第6章 尼罗河溯流千里
第7章 固定的职业
第8章 学者与无赖
第9章 埃及与美国
第10章 帝国的野心
第11章 美好的事物
尾声 历史的未来
图注列表
致谢
参考书目

我深怀感激地献上这本
书。
为了纪念埃及学家和作
家欧内斯特·阿尔弗雷德·汤
普森·沃利斯·巴奇爵士，他
慷慨地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的埃及学基金提供资助。
谨向过去85年来基督学
院的硕士生、研究员及学者
对沃利斯。巴奇夫人预算基
金的维护及培育，表示衷心
的感谢。它的受益者（我很
自豪能成为其中一员）已经
并将继续在塑造埃及学方面
发挥作用。

剑桥埃及考古学家托比·威尔金森重磅作品。讲述西方争夺古埃及财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各国考古学家之间为了争夺埃及的神秘宝藏而展开的残酷竞争。
一部集学术性、通俗性和真正的启示性于一体的埃及史。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观察家报》《旁观者周刊》《经济学人》多方国际主流媒体联袂推荐。
国内一线埃及考古学者赞誉推荐。

从海量史料中检索有价
值的信息，并以此还原19世
纪至20世纪初一埃及学黄金
时代一这一段复杂年代的历
史，是一件极其困难且令人
敬佩的事。幸运的是，威尔
金森出色地完成了。
—— 高伟 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 世界考古
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埃联
合考古队队员
相当精彩，引人入胜。
难得见到如此清晰的事实铺
陈。威尔金森是顶级历史学
家，他将仔细核对后的事实
摆在读者面前，让事实说话
。他巧妙地呈现了法老时期
埃及的奢华盛况和繁复精妙
的文化。
——《纽约时报》
这本书精彩绝伦。学术
研究、帝国主义、巧取豪夺
-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这
些故事随着作者的笔触被娓
娓道出。
——《星期日泰唔士报》
在读威尔金森的书之前
，我一直以为不可能写出一
部集学术性、通俗性和真正
的启示性于一体的埃及史。
事实证明，我错了。
—— 汤姆霍兰德 《观
察家报》（英国）
太有意思了。《黄沙下
的世界》不只是外国人在沙
漠中的传奇故事，它也道出
了埃及走进20世纪的一路坎
坷。
——《经济学人》

当你到达第一个金字塔的入口时，你放了几枪，吓跑蝙蝠：之后你让两个阿拉伯人进去，清除几乎完全堵塞通道的沙子。
——弗雷德里克·诺登，1757年
公元前47年夏，在埃及最后一位女王的陪伴下，尤利鸟斯·恺撒成为埃及的第一位游客。他在尼罗河上航行，开创了一种潮流。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探险家都追随着他的足迹。在罗马占领埃及期间，诸多军团士兵和高官参观了埃及一些最壮观的古迹，这些古迹上残存的涂鸦就是他们游览的证明。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哈德良皇帝与他的情人安提诺乌斯于公元130年在埃及进行的一次长途旅行。年轻的情人随后在尼罗河中溺水身亡，这促使一个全新的异教组织建立和一个新的皇城安提诺波利斯落成，以示对逝者的怀念。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在拜占庭统治时期（公元5世纪和6世纪），外国人访问埃及的记录少之又少。相比之下，阿拉伯人于公元641年对埃及的征服使其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的崭新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建立在贸易、地理探索和知识探究之上的帝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图徳拉的拉比本杰明在1165-1171年的旅途中，从阿比西尼亚进入埃及南部进行访问。几十年后，一位来自今伊拉克的学者阿卜杜勒·拉蒂夫·巴格达迪（Abdel Latif el-Baghdadi）抵达开罗，作为一名教师在那里定居。约1238年，贾迈勒丁，伊德里西（Jamal al-Din al-Idrisi）写了一本关于金字塔的书，这是已知最早的关于埃及最具标志性的古迹的著作。
虽然埃及——尤其是开罗——在阿拉伯学者的认知范畴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它更容易到达，但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尼罗河谷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更加遥远。最早的欧洲大陆旅行者因为《圣经》中关于埃及的叙述而被吸引到那里。这些朝圣者大多将旅程局限在亚历山大和开罗，从未冒险前往金字塔以南。例如，1441年，出生于苏黎世的多明我会修士费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到达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写下了关于克娄巴特拉方尖碑的早期文字：“一根非同寻常的立柱，由一块完整的石头制成，却又高又宽，令人讶异。四面自上而下雕满了人、兽和鸟，没有人知道这些饰带上的图案代表什么。”
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的贸易帝国在公海上与阿拉伯船只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由此产生的冲突往往十分血腥。1501年，葡萄牙海军击沉了停泊在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今科泽科德）的埃及舰队；七年后，它袭击并摧毁了整个埃及红海舰队，对苏伊士作为贸易和转运中心的重要地位造成了致命打击，迫使商船绕过葡萄牙人控制的好望角航行。这是埃及具有战略位置的潜力以及欧洲占据贸易路线主导权意图的早期体现。这两个因素将以某种方式决定未来四个半世纪欧洲与埃及之间的关系。埃及的舰队被摧毁，经济被削弱，处于弱势地位。1517年，土耳其人入侵埃及将尼罗河谷纳入其不断扩张的领士，开始了对埃及长达400年的宗主国统治。 埃及被并入奥斯曼帝国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喜欢险的欧洲人能更容易（而非更难）地走进埃及。西方国家与“高门”（奥斯曼帝国宫廷）保持着积极的外交关系，这促进了前往奥斯曼帝国的旅行。结果，到16世纪末，一群群游客来到了尼罗河谷。1583年，波兰贵族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拉齐维尔王子在为期两年的圣地朝圣之旅中，在埃及逗留了大约两个月。他参观了亚历山大和孟菲斯，购买了两具木乃伊，描述了狮身人面像，爬上了吉萨大金字塔。他做的意义最重大的事情是，将这次旅行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并于返程后出版。1601年，此书的拉丁文版出版；1603年和1605年，德文版出版；1607年，波兰文版出版。《耶路撒玲朝圣》（Hierosolymitana peregrinatio）是最早提及埃及古迹的欧洲著作之一。在拉齐维尔逗留三年后，两名英国人来到了埃及。约翰，伊夫舍姆乘坐商船“老虎号”（Tyger）抵达亚历山大港，而伦敦商人劳伦斯·奧奥尔德西则冒险前往更远的地方，参观了开罗周围所有的名胜古迹。最后，在似乎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前往埃及旅行最频繁的十年间，一个不知名的威尼斯人于1589年一路向南，抵达上埃及。他向将信将疑的读者解释说：“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渴望看看塞得港省（上埃及），一直走到埃及土地的尽头。我唯一的动机就是想看看那数不胜数的宏伟建筑、教堂、巨型雕像、方尖碑和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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