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缘与书缘》一书为欧阳哲生教授的人生与学术随笔、散记，记录了作者五十余年来求学与研究的人生历程。卷一缅怀求学与从教路上的师友情谊；卷二回到作者的思想史研究专长，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大家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章太炎等人进行评介；卷三与湖湘故地的历史文化相关，收入对湖南近代学人魏源、谭嗣同、范源廉、杨昌济的评述文字；卷四记述了作者与岳麓书社的因缘，收入“文人妙语系列”丛书的诸篇序文；卷五和附录则是作者多年从事胡适研究的总结与回忆。全书蕴含厚重学养，文字朴实精炼，集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身，反映了一代学人的人生际遇与学术追求，富有历史价值与思想意义。

欧阳哲生，1962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等处访学。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严复评传》《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等。编有：《胡适文集》（12册）、《傅斯年文集》（7册）等多种文集。

卷一 学林春秋
1978：生命中的第一次起飞
探寻学术的人生之路
在柏林淘书
柏林的汉学圈
学海无涯，师门有道——怀念林增平先生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
一个纯正的大学者
唐德刚先生的中国情怀
耿昇与他的“绝学”
卷二 名家学衡
以译代著、唤醒中华——严复逝世百年纪念感言
严复先生小传
年谱中的经典——《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整理札记
梁启超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
蔡元培先生小传
蔡元培研究述评
章太炎研究述评
学术史研究的人文情怀
卷三 湘学寻踪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
范源廉：一位被忽略的教育家——《范源廉集》前言
《魏源全集》出版感言
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树柱长天——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杨昌济
卷四 岳麓书缘
我与岳麓书社交往的一段经历
精致的“文化快餐”——“文人妙语系列”总序
一个寂寞的人——《胡适妙语》前言
《鲁迅箴语》前言
驰骋台岛的大侠——《李敖狂语》前言
“酱缸文化”的始作俑者——《柏杨奇语》前言
卷五 胡适丛谈
我的胡适研究之路
孤寂的狮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胡适与他的论敌》序
活着的胡适——《追忆胡适》前言
“危险地过日子”——《解析胡适》前言
向西方讲中国文化——《中国的文艺复兴》前言
胡适理解的哲学——《胡适经典论丛·哲学》导言
跨越两岸的胡适研究
附录 胡适研究
“胡适学术讨论会”综述
“胡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纪要
“胡适思想研讨会”综述
“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史事与诠释》编后小记

年届六十，我感觉有必
要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和
治学经验做一阶段性盘点。
因身负繁重的教学、科研工
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像胡适
刊发《四十自述》那样去撰
写一部自传性的回忆录，于
是冒出了整理“为学三书”的
想法，即将现有的随感杂文
、书评综述、序跋文字汇编
整理，辑成三书：《学人的
境界》《学缘与书缘》《海
外访学录》。
《学人的境界》已由浙
江古籍出版社于2022年6月
出版，此书受到了读书界的
关注。我有了继续做下去的
勇气，于是接着又编辑了这
本小书。旧文新编，内中有
些篇什年代久远，编为文存
，聊备存证，纯为自己把玩
而已。
本书文字按内容类别分
为五卷：卷一“学林春秋”收
入求学经历与怀念师友之类
的回忆性文字。在我的求学
道路上，曾先后受业于一些
名师，如林增平、邓广铭、
刘桂生等先生，得到他们的
栽培和指点，这些文字真实
地展现了我与他们相交的经
历，也反映了我与他们相处
时的亲身感受。卷二“名家
学衡”辑存我曾经研究过的
近代名家，如严复、梁启超
、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短
篇论文、小传、学术综述和
随感。卷三“湘学寻踪”收录
我捧读四位近代湖湘名宿魏
源、谭嗣同、范源廉、杨昌
济的文集后留下的文字。卷
四“岳麓书缘”记述了我与岳
麓书社的一段交往，收入“
文人妙语系列”中胡适、鲁
迅、李敖、柏杨诸书的序文
。我与李敖、柏杨先生在台
北曾几度谋面，如今他俩已
经故去，收存这些文字算是
对俩人的一个纪念。卷五“
胡适丛谈”汇集自编各种胡
适专题文集的序文及杂谈之
类的文字。附录部分则保存
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胡
适研究”有关的几次重要学
术研讨会的综述，从这些综
述可以看出“胡适学”进展的
一个侧影。
在我过去的六十年生涯
中，就地域关系而言颇为简
单，前三十年在湖南，后三
十年在北京。我出生于长沙
，籍贯耒阳，童年时期与那
个动荡不安年代的许多人一
样，随父母奔波于长沙、耒
阳、衡阳、绥宁、邵阳等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母
被分隔两地，父亲下放绥宁
三年（1969—1971），我
与哥哥随父下放到绥宁县武
阳公社，体验了湘西南雪峰
山下偏远农村的生活。很多
人回忆起“文革”时期下放干
部的劳动生活，都会常带苦
涩的意味，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记忆最深的却是武阳那
美丽如画的山水、当地农民
淳朴勤勉的品性。童年的故
事虽然艰难、遥远而悠扬，
但长存于心。林彪坠亡蒙古
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发
生后，广大下放干部被“解
放”出来。父亲调回邵阳地
委，我与哥哥又随父亲进城
来到邵阳，在此度过了整整
七年（1972—1978），念
完了小学最后两年半和中学
四年半的课程。在这期间我
曾进入邵阳市业余体校田径
班，接受了近五年的“斯巴
达式，，体育训练。童年、
少年时代的生活变迁都是随
父亲及家庭的升降沉浮而异
动。1978年通过高考，我
进入湖南师范学院历史学系
学习，才又回到了自己生命
的原点——省城长沙。这是
自我选择的起点，自感是生
命史上的第一次起飞。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打
开一片新的天地。在这个钱
钟书先生称之为“三闾大学”
（湖南师范学院的前身为国
立师范学院，抗战时期钱钟
书与他父亲钱基博曾在此校
任教，1984年改名为湖南
师范大学）的地方完成了本
科、硕士学业后留校任教，
1989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在职博士
研究生。1978—1992年这
十五年是自己学业积累的最
重要时期。前三十年除了高
考幸运地“中彩”以外，虽然
没有大进，但却与时俱进，
跟随时代的步伐向前迈进，
一步一个台阶，向上登攀。
湖湘大地留下了我长途跋涉
的不倦身影！
1993年5月底，我只身北
上，来到北京大学历史学博
士后流动站工作，这是生命
旅程中的又一次飞跃。两年
后出站，留在北大任教，从
此长居京城。从1993年成
为中国历史学第一位博士后
，到1999年晋升北大教授
，再到2019年获聘为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
晃又是近三十年，我与北大
一起成长！这三十年依循工
作岗位的要求，平稳发展，
心无旁骛，扎扎实实地做成
了京西中关村的一个“村民”
。
我的生命旅程在同龄人
中多少有些特别。之所以这
样说，既与那些单纯浸泡在
城市文明生活中的都市型知
识分子不同，又与出身农村
、后来经过各种途径进入城
市，有着农村、城市两栖生
活经历的转换型学人有别，
我经历了中国不同层级的生
活。从繁华的省城下沉到偏
远的农村，又从最基层农村
耒阳公平圩、绥宁武阳，到
县城绥宁、地级市邵阳，再
到省会长沙，最后到首都北
京，我看到且体验了中国不
同社会阶层、不同层级的地
方生活，对20世纪七八十年
代省、市、县各级行政运作
有着比较直观的接触，这是
父亲带给我的一笔精神遗产
。这种生活经历使我对环境
变化养成了一种随机应变、
随遇而安的天然适应能力，
能上能下，任何时刻都能积
极地应对自己的处境。加上
在本科、研究生期间身边同
学来自工、农、兵、学、干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大家欧阳哲生的人生随笔集，与名人神交、与历史结缘、与书界共荣，记叙学术历程，回望命运沧桑。
从湖湘学子到中关村村民，北大教授欧阳哲生六十自述，求学读书皆成因缘。
从人生百态，到思想文学进展路程，采用厚重文学的表述了其附有的含义，是一本历史价值和思想意义极高的读本。

1978：生命中的第一次起飞
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个人的命运往往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连。一项国家政策的出台，可以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也可能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甚至灾难。个人与国家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动向容易产生特别的敏感，也常常使人们对命运的不测感到无奈。在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时，个人的升降沉浮是无序的，每个人都难以自控。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们对机会的窥伺和捕捉常常能决定自己在未来的排序，个人有时的确显得特别渺小和可怜！用过去人们习惯说的一句老话就是：我是一颗螺丝钉。当然，如果国家政策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相对吻合，人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起来，整个社会也会真正形成比较活跃的气氛。
高考，现在已是教育界一年一度的常规事件。对今天的高中毕业生来说，不过是一次可以期待的机会，而对我们1978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届中学生来说，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天赐良机，一次神奇的经历。前一年，也就是1977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以考试成绩为标准招取大学生，代替“文革”中一度实行的以推荐保送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办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出台的第一项具有制度性变革意义的政策，其意义不仅在于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而且在于它是启动新时期中国现代化改革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科教事业的振兴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我有幸经历了这次变革，在1977年冬季、1978年夏季两度参加高考，并且第一次以应届生的资格考上大学。我的生命与祖国的生命一样，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迎来了新生。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极左思潮仍存在，但国家逐渐走向安定，人们由对长期内乱的厌恶转向对秩序的期盼，这为各种整顿性改革措施的出台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学校的秩序朝着有序、理性的方向发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劳动课、政治课的比重逐渐减少。到了1977年春天，我虽然还在参加学校、市里的田径代表队的训练，但心里已有一种预感：读书，对于自己的前途至关重要，可能成为一条新的出路。
“文革”时期，招工、招兵、招干、招生都不需考试，而是由单位推荐决定。这样一来，个人表现（特别是政治表现）自然成为考量的一个主要标准。不过，各部门、各单位为了自己文体活动的方便，也招收一些特殊人才，即在文艺、体育方面有特长的人。父辈们为了孩子们的出路，往往鼓励或帮助自己的孩子在文体方面学习一技之长。我哥哥先后就学过吹笛子、拉二胡，但学习这两项的人才似乎很多，也就不足为贵。哥哥想学拉小提琴，因费用太贵，家中供养不起而未成。他只好另寻他途：搞创作——写诗。哥哥高中毕业时，是学校有名的高材生，曾经在市里各中学巡回作学习经验报告。但高中毕业后，他别无选择地作为知青下放农村，读大学无望后，就只能往招工这条路上挤。
我从小为了练出一技之长，则进了市业余体校的田径队。从小学五年级（1973年春）到高中一年级（1977年夏），五年如一日，日晒雨淋，每天花三小时（早晨一小时，下午两小时）奔跑在田径场上。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训练，它锤炼人的意志与耐力。经过自己的苦练，我在市、地区的中长跑项目中名列前茅，进而参加了省里的中学生比赛。1977年春天，我虽然还在田径队训练，但开始挤出时间来补习功课。我的补课是从化学这一门课程开始的，我找到了一套哥哥留下的中学化学教材，这套教材与“文革”前的教材有相近之处。我开始一册一册自学起来，很快地钻研了进去。经过一个暑假，三册很快就学完了。化学考试立马见效，高二分科考试时，化学成绩居然有90多分。随后又补习数学，进展也很顺利。
1977年秋天，社会上传出了轰动性的消息——恢复高考。因为前面半年时间的自我补习，我对学业开始有了信心。我决定退出田径队。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教练C老师时，他感到非常意外，甚至有点难以理解。他是市里声名卓著的短跑教练，培养出了好几个优秀运动员，将他们输送到了省专业队。他视我为一棵可以培养的苗子，特意关照，因当时队里比较好的短跑运动员，都为女队员，没有男队员。我本来是跑中长跑的，C老师加重了我的速度训练的分量。在他手下训练，我提高颇快，C老师也很感得意。训练中他有时还穿起钉鞋，陪我一起练习。我提出了退队的要求，他自然很生气，当着全队发了一顿脾气，保证只要我继续参加训练，即使当不上专业运动员，也可以考上大学的体育专业。但我以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拒绝。我选择了去文科班复习功课。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前途作出选择。当时我作出这一抉择，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我不是顺着自己已有的优势惯性走下去，而是另谋他路。然而当时我的决定可谓果敢而坚定！后来的发展证明，迈出这一步是多么富有远见，它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父母对我的这一选择，既不表态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用父亲的话说：“诚者自成。”他们对小孩的态度似乎总是无为而治，听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