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首次结集出版的古今泽学史专题论集，目的是在翻译史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作为一门学问的“译学”。
本书以中国译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为线索，以译学概念、范畴、命题的提炼、辨析、阐发与理论论争为基本层面，探赜索隐，沿波讨源，在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新材料与新观点，有助于中国译学史的充实与更新，也为今后的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学术史的基础。

王向远（1962— ），东方学、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东方学研究院学术院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职。发表论文330余篇，出版单行本著作20余种、译作30余册，著译非重复总字数1000余万。著作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等。以《“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等3部著作首开日本侵华文学研究，以《王向远文学史书系》（7卷）形成了以东方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史系列，以《王向远比较文学三论》（3卷）建构了比较文学体系；以《中国东方学》3卷（即出）及60篇相关论文，建构了东方学体系；以《王向远译学四书》（4卷）建构了以“译文学”为中心的译学体系；以《审美日本系列》等4套译丛，形成了古今日本文学与美学的译作系列。

前言
一、古代译学史新论
古代译学的范畴、条式与体系
汉译佛典“出经”及其概念功能
对释道安“三不易”的误释及其辨正
二、现代译学争鸣论
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特点
“信达雅”之争
“直译”与“意译”之争
“可译”与“不可译”之争
“科学”论与“艺术”论之争
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之争
“翻译学”能否成立之争
“创造性叛逆”之争与“破坏性叛逆”论
“译文学”与“译介学”之争
三、翻译文学史与译学思想史析论
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
“翻译文学史”的类型与写法
从“外国文学史”到“中国翻译文学史”
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
后记

"一、古代译学史新论
古代译学的范畴、条式与体系>>>古代译学的范畴、条式与体系 本文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原题《中国古代译学五对范畴、四种条式及其系谱构造》。
中国古代翻译学是在近千年间印度佛经翻译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在东方文化范畴内产生的，是东方译学的代表，也是我们的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层面。中国古代译学在翻译文本（译本、译文）的识别与评价方面形成了五对范畴，即“胡本/梵本”“全本/抄本”“异本/合本”“旧译/新译”“失本/得本”；在翻译行为的经验论、实践论与操作论方面，形成了分条论列的四种“条式”，即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与“八备”、玄奘的“五不翻”和赞宁的“六例”。以这五对范畴和四种条式为支点，形成了独特的内在构造与理论体系。它将静态的译本形态论与动态的翻译行为论结合起来，兼具学术翻译的性质和文学翻译的品格，具有普遍和恒久的理论价值，在世界译学中堪称独步。但迄今学界对此估价过低，这是需要反思和矫正的。
汉译印度佛典是东方文化内部交流的产物，汉译佛典不仅是一种翻译实践，也是一种翻译理论产生的温床。在大量的汉译佛典的序、跋、记以及“高僧传”等文体样式中包含丰富的译学思想，是同时期东方各国唯一自成体系的译学，这不仅是中国译学，也是“东方译学”。
汉译佛典中的东方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概念范畴与命题，都与具体的翻译文本的论述密切相关，基本上属于“译文学”即“译文之学”的范畴。但是一直以来，译学界对中国古代翻译范畴及其系谱构造问题研究得很少。杨自俭教授在十几年前曾说过：译学范畴的研究很重要，但现在的问题“一是对传统译学范畴自身特点的研究很少；二是对传统译学范畴体系也无从进行理性的鉴定。就是钱锺书和罗新璋的研究在上述问题上也没有什么突破”。 杨自俭：《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6页。 近年来相关研究虽然陆续发表，然而大都受到流行的“文化翻译”观念及“译介学”模式的影响，习惯于站在文化、哲学、美学及文论的立场上，从“诚”“信”等儒学范畴或“神韵”“意境”等美学范畴切入翻译研究。例如有一部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的专著，用了20多万字的篇幅，迂回曲折、翻山涉水地加以引证论述，最终认定“‘道、诚、有无、意象’可确立为传统译论本体论范畴”。 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似这样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或文论的范畴代替译学的范畴，结果势必会使翻译学从属于哲学、美学或文论，反而掩蔽了中国传统译学的特色乃至译学本身，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古代译学没有自身特有的范畴，实际上也就没有“译学”或“译论”（翻译理论）可言。其实这不是对“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与体系”的“研究”，而是对“传统译论范畴”的消解，是对“传统译论体系”的抹杀与解构。
实际上，通过对译学文献的细致的研读与发掘，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译学既有自己特有的范畴，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关于翻译本体论，有两个元范畴“译”与“翻”及其合璧词“翻译”。 参见拙文《“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翻译”又分“翻译文本”与“翻译行为”两个方面，其中关于翻译文本至少有五对范畴——“胡本/梵本”“全本/抄本”“异本/合本”“旧译/新译”，还有一组对译本加以价值判断的范畴“得本/失本”（或称“案本/乖本”）；关于翻译行为，则主要通过分条加以列示的“条式”表现，主要有四种条式——“五失本、三不易”“十条、八备”“五不翻”和“六例”。把中国古代译学范畴从大量译学文献中提炼出来，并将其组织化、谱系化，是中国古代译学、东方译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
一、五对范畴
1胡本/梵本
要说明“胡本”与“梵本”，须先说明它们与“经”、与“本”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作为佛教的“经”，是梵文“修多罗”的意译，狭义上是指佛教三藏“经、律、论”之一，即佛教诸经，主要指佛陀所说并由其弟子结集的文本。而在佛经翻译的语境中，“经”的概念要宽泛得多，不仅指“经律论”之“经”，也泛指三藏。佛经翻译的常用术语是“出经”。“出”就是诵出、译出，“经”指的是一切佛教经籍。如东晋释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说“阿难出经，去佛未久”。（东晋）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0页。版本下同。“出经”指的是阿难陀诵出经文；而“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是说在以前的“出经”中，支谶、安世高的翻译对“原本”搞得非常清楚明白；又在《鞞婆沙序》中，有“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 （东晋）道安：《鞞婆沙序》，僧祐《出三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