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玛利亚布隆修道院的两位少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成长和友谊为起点，围绕着两人的人生轨迹展开。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因天性截然不同而走上人生殊途：以理性引导的学者纳尔齐斯修身养性，潜心研习，成为修道院的院长；受感性召唤的艺术家歌尔德蒙漂泊流浪，独运匠心，成为雕刻家。虽天性相异，但不妨碍两人结下深厚情谊，惺惺相惜，通过相互启发、学习、感知，最终在头脑与灵魂上产生共鸣，达成理解。现实虽留遗憾，但默契已臻完满。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出生于德国南部的小镇卡尔夫，曾就读墨尔布隆神学校，因神经衰弱而辍学。1899年，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未获得公众承认；1904年，以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特》轰动德国。后来，他辞去工作，专事写作，先后完成《在轮下》（1906年）《盖特露德》（1910年）《罗斯哈尔特》（1914年）等早期重要作品。
1912年，黑塞移居瑞士并在1923年加入瑞士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黑塞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试图从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这时期的主要长篇小说有《德米安》（1919）、《悉达多》（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和《玻璃球游戏》（1943）等。其中《荒原狼》轰动欧美，被托马斯·曼誉为德国的《尤利西斯》。1946年，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熟知杨武能的同行专家
称誉他为学者、作家、翻译
家“三位一体”，眼前这二十
多卷《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
典》收德语文学经典翻译，
足以成为这一评价实实在在
的证明。身为大学教授和博
士生导师的杨武能，尽管他
本人早就主张翻译家同时应
该是学者和作家，并且身体
力行，长期以来确实是研究
、创作和翻译相得益彰，却
仍然首先自视为一名文学翻
译工作者，感到自豪的也主
要是他的译作数十年来一直
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出版界的
重视。搞文学工作的人一生
能出版皇皇二十多卷的著作
已属不多，翻译家能出二十
多卷的个人文集在中国更是
破天荒的事。首先就因为这
件事意义非凡，我几经考虑
权衡，同意替这套翻译家的
文集作序。
至于杨教授为数众多的
译著何以长久而广泛地受到
喜爱和重视，专家和读者多
有评说，无须我再发议论了
。我只想讲自己也曾经做过
些翻译，深知译事之难之苦
，因此对翻译家始终心怀同
情和敬意。
还得说说我与杨教授个
人之间的交往或者讲情缘，
它是我写这篇序的又一个原
因，实际上还是更直接和具
体的原因。
1980年，我奉中国作家
协会指派，全程陪同一个德
国作家访问团，其时还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跟冯至先生念
研究生的杨武能正好被借调
来当翻译。可能这是访问我
国的第一个联邦德国作家代
表团吧，所以受到了格外的
重视。周扬、夏衍、巴金、
曹禺等先后出面接待，我和
当时的小杨则陪着一帮德国
作家访问、交流、观光，从
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
；到了杭州，记得是住在毛
主席下榻过的花家山宾馆里
。
一路上，中德两国作家
的交流内容广泛、深入，小
杨翻译则不只称职，而且可
以说出色，给德国作家和我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和他
当时都还年轻，十多天下来
接触和交谈不少，彼此便有
所了解。后来尽管难得见面
，却通过几次信，偶尔还互
赠著作，也就是仍然彼此关
注，始终未断联系。比如我
就注意到他一度担任四川外
语学院的副院长，在任期间
发起和主持了我国外语界的
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知道他因为对中德文化交
流贡献卓著，获得过德国国
家功勋奖章和歌德金质奖章
等奖励；知道他前些年在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
武能译文集》，成为我国健
在的翻译家出版十卷以上大
型个人译文集的第一人，如
此等等。不妨讲，我有幸见
证了杨武能从一名研究生和
小字辈成长为著名译家、学
者、教授和博导的漫长过程
。
杨教授说，像我这么对
他知根知底且尚能提笔为文
的“前辈”，可惜已经不多，
所以一定要把为文集写序的
重任托付给我。我呢，勉为
其难，却不能负其所托，为
了那数十年前我们还算年轻
的时候结下的珍贵情谊！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分别为理性与感性的象征，从他们身上体现出多对人性中的矛盾：节制和纵欲、内敛和狂放、严谨和散漫，等等。他们分属学术圣地与艺术殿堂，他们的矛盾曾制造出双方在相互理解上的迷雾；但向善的心、智慧的头脑、丰富的阅历以及各自对理想与信念的忠诚和奉献，使他们之间的隔膜在求索和交锋中消解。矛盾双方最终对各自及彼此的天性和所代表的两种世界的力量和局限都获得了透彻的领悟。

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
一切人类虔诚善行的共同之
处，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超越
一切民族差别之上，有什么
东西可以为所有种族和每一
个个人所信仰和尊敬。
——赫尔曼·黑塞
黑塞那些灵思盎然的作
品，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
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
古典的人道理想和高尚的风
格。
——1946年诺贝尔文学
奖颁奖词
黑塞代表了一个古老的
、真正的、纯粹的、精神上
的德国。
——托马斯·曼

玛利亚布隆修道院的大门前，有一个由成对的小圆柱支撑着的拱顶；拱顶外边，紧挨着大路耸立着一株栗子树——一位气质高贵、树干粗壮、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是多年以前一位罗马的朝圣者把它带到这里来的。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大路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地抖动、摇曳。春天，周围一片绿色，连修道院内的核桃树都已经长出淡红色的嫩叶，这株栗子树却仍然光秃秃的；到夜晚最短的夏季，它才从一簇簇树叶中开放出泛着淡青色微光的、形状与众不同的花朵，散发出一股股酸涩的闷香；十月里，水果和葡萄已经收完，秋风才从那渐渐变黄了的树冠中把那些带刺的果实摇落。出生在意大利邻近地区的修道院副院长格雷戈尔便用自己房中的壁炉烤食这些果实，院里的男孩子们便为争夺它们而扭滚在一起；可是栗子却并非每年都能成熟的。这株栗子树的树冠在修道院入口处的上空奇特而多情地拂动着，宛如一位来自异乡的思想细腻而又多愁善感的客人；在它和大门口那些修长的成对的小圆石柱之间，在它和拱窗上那些石头雕饰、壁架和立柱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亲缘关系，同样受到意大利人和拉丁文学者的喜爱，却让本地居民视为异己。
在这株来自异国的树下，已经走过好几代的修道院学生；他们腋下夹着习字板，一边走，一边谈笑嬉闹，争论不休，而随着季节的变换，有时赤着脚，有时穿着鞋，有时嘴上叼着一枝花，有时口里咬着一枚核桃，有时手中攥着一个雪球。新的学生不断到来，隔几年就换一批面孔，但大多数却彼此相像，都是些金黄色的小卷毛儿。有的毕业后留下来，先当试修士，再当修士，削了发穿上修士衣，系上丝腰带，研读经典，指点学生，直到老，直到死。另一些学习期满就由父母领走，回到骑士的城堡，回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家中，奔向世界，享乐的享乐，干活儿的干活儿，偶尔回修道院来做客，后来成了家，又送自己的小儿子来当神父们的学生，并且仰头向这株栗子树瞥上一眼，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充满感慨，最后又各自归去。在修道院那一间间的卧室里和大厅中，在那端庄的圆拱窗和红石凿成的笔直的成对圆柱之间，总有人在生活、授课、钻研、管理、统治；在这儿曾从事各种各样的艺术和科学，并且代代相传，有虔诚的和世俗的，有光明的和阴暗的。也编写和诠释书籍，想出来种种的体系，搜集古人的著述，临摹名画的真迹，培养民众的信仰，嘲笑民众的信仰。博学与虔诚，单纯与狡诈，福音的智慧与希腊人的智慧，圣迹与邪术，在这儿通通得到一定的施展，各自适得其所；这儿既可隐居和苦修，又可进行社交和享乐。至于是前者占上风还是后者大行其道，都取决于当时的院长是个怎样的人以及时代的潮流如何。这座修道院之所以出名且朝拜者不断，有一阵子是因为它有一些驱魔师和能识别精怪的修士；有一阵子是因为它有美妙的音乐；有一阵子是因为它的某个神父妙手回春，能治百病；有一阵子又因为它的梭子鱼汤和鹿肝包子可口得很。总之，它在每个时代都总是有所擅长。而且，在它众多的修士和学生中间，在这些或者虔诚，或者冷淡，或者吃斋，或者肥胖的人中间，在这些留在修道院中生活一辈子的人中间，任何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特殊人物，大家要么爱他，要么怕他，他显得出类拔萃，叫大家久久惦念，虽然同时代的其他人早已被忘记得干干净净。
眼下，在玛利亚布隆修道院里，也有这样两位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一老一少。在那些充斥在寝室、教堂和课室的同伴中间，他俩是无人不知道、无人不敬重的。老的一位是院长达尼埃尔，年轻的一位是个叫纳尔齐斯的学生；这小伙子前不久才当上试修士，但由于才华出众，特别是希腊文异常好，已经被破格任命为教师。这两个人，一位院长，一位试修士，在院内都举足轻重，都为众人所瞩目和好奇、钦佩和羡慕，同时也暗中受到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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