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海洋的视角出发，撷取了近代以前三个不同的百年（1250-1350、1500-1600、1700-1800），观察、梳理基于欧亚大陆东边海域产生的人员交流、港口与海洋贸易，技术、信仰、文化的传播等，以素描般的全景图方式，重现各个时代的海域及周遭环境的特征。本书的叙事打破了传统上将陆地视为历史描述重点的惯性思维，引领读者从海洋这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侧面。

羽田正，1953年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世界史－比较历史学）。主要著作有《伊斯兰世界的创造》（东京大学出版会）、《新世界史的建构》（岩波新书）等。不拘泥于国民国家或欧洲对亚洲的这种框架，提倡新的世界史、全球史的叙述，致力于与各国历史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

前言 来自海洋的召唤
一 我们的海图
（一）何谓“从海洋看历史”
（二）本书的舞台和构成
二 海洋环境和船
（一）欧亚大陆东侧的海和风
（二）船和航海
第一部 开拓海疆 1250-1350年
一 时代的素描
扩及欧亚大陆、印度洋的东亚海域
扩散、共生的人们
政治权力的宽松或柔软姿态
东亚海域的两个局面
二 海域交流的舞台背景和旗手
沿岸各地区的社会动向
往来海域、与海搏斗的人
三 海商扩张的海域交流——开放性的扩大
政权实施柔软、宽松的海上贸易管理
“外来者”的扩散
政治权力和商业的接近
经济、往来圈扩大
四 蒙古西征与其影响——开放中的封闭性
蒙古对“海路”的掌握企图和军事活动（1）——经略日本
蒙古掌握“海路”的企图和军事活动（2）——南海经略
相关各地区的反应
东海的贸易盛况与政治的紧张
五 物品和技术的往来——边缘的扩大与双向流通
从中国输出的物品
流向中国的物品
江南生活文化的普及
从“文明”输入到“文化”输入
第二部 相互争夺 1500-1600年
一 时代的素描
从皮莱资到卡莱蒂
朝贡/海禁体制与东亚海域
政治动摇与开发进展
迈向去中心化、多元化的时代
三个“互相争夺”的局面
二 大倭寇时代——东亚贸易秩序的变动
倭寇
海盗与水军
葡萄牙势力的登场
双屿的繁荣和衰微
王直的“可能性”
东亚海域的经济和日本白银
承认互市贸易的尝试
三 海商的时代
1591年的对中贸易摩擦
重组东亚贸易体系
华人海商与其交易圈
海商的群像
港口和居留地的景致
海域亚洲的商品
东亚海域的“白银的时代”
“互相争夺”与新兴势力的抬头
世界规模的物品与人的移动
四 多元混合的文化发展
从港口看东亚海域
扩大的交易圈与航海神
基督教的传教与相克
联结海域亚洲的陶瓷之路
反映时代的屏风
海域交流的扩大和南蛮漆器的诞生
火器技术的新发展
大量出版的时代与出版技术的融合
漂洋过海的日本信息
再度登场的丰后府内
第三部 分栖共存 1700-1800年
一 时代的素描
两次漂流事件
生还的漂流者
围绕东海的权力与“海洋的和平”
东海的外围——南海的漂流民
东海和南海的“差距”
作为“边界”的海洋
二 海商和“近世国家”的“分栖共存”
18世纪海上世界的旗手
华人海商的戎克船
贸易港的商人团体
东印度公司和港脚贸易
联结国家的船与人员
贸易都市长崎
沿岸航海与国内海运
与海对峙的权力
日本列岛的诸权力和海域交通
海与权力的结合形态
三 交流及居留的压缩与集中
正德新例和信牌骚动
“政治之海”的非政治化
“近世国家”间的关系面面观
“近世国家”致力于“分栖共存”
清朝的出海限制和出入境管理
日本、朝鲜、琉球的“海禁”体制
海上势力的重整与沿岸警备体制的完备
外国人居留地和居民的形态
漂流民与遣返体制
四 跨越海洋的商品和信息
海域交流的变化——从人到物品
某漂流唐船上的货物
由交易路线所见的东海和南海
渡海商品的“日用品化”
往来海域的商品与货币
产业、贸易构造的重整与国产化的进展
人口的增加与移动——南海的“华人世纪”
信息交流的印刷化
从抄写到改编，再到成为“传统文化”
对海域交流的憧憬和警戒
航海信仰的“本地化”和“近代化”
作为“边界”的海——走向“分道扬镳”的时代
参考文献
后记

对日本而言，在历史上
与中国、韩国的交流意味着
什么？
当大家对东亚区域内的
关系持高度期待，希望从日
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能够
愈趋紧密的同时，彼此要如
何更进一步地互相理解，就
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为了
建立更加友好的东亚关系，
回顾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
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域世界经
历过什么样的历史，结果又
是如何塑造出当今的日本文
化，就有其探讨的必要性。
这一系列丛书属于共同研究
的成果，呈现出东亚海域交
流的诸面貌以及日本传统文
化的形成过程。
通过学校的教科书等教
材，一般大众对遣唐使时代
的交流有广泛的认知，一直
以来也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
。然而，提到从894年废除
遣唐使到1894年爆发甲午
战争这1000年间中日、日
韩之间的交流情形，许多人
脑海中只能浮现少数的若干
事件，也是不争的事实。
本系列丛书以这1000年
的时间为对象，观察到虽然
东亚区域内几乎没有正式的
外交关系，但是经历过多彩
和丰富的交流，并且对催生
日本的“传统文化”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读者们对一些
已知的个别现象是如何产生
关联的，应该会感到相当好
奇吧。
当读完了这系列的六册
书，相信你的世界观会有所
改变。
小岛毅

在东京大学副校长、紫绶褒章获得者羽田正教授的组织下，集结数十位学者，发挥超强的史料搜集和整合能力，以大量细节充实展现亚洲东部这片过去被人们所忽略的蔚蓝海域。
跳出国别史的限制，将航海、商贸、造船、交通网络、港口、移民、技术、信仰变迁、政治角力、文化交流等纷繁的线索，编织成清晰的海域交流脉络图。
与许多人以为的不同，中国不止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在鲸波浩渺的的海域中，在浮槎万里的大海彼岸，从黄海、南海到日本内海，从朝鲜、琉球、日本到越南、菲律宾、印尼……中华文明的发散、流播与落地生根，深刻影响着古代东亚文明的交往与对话。

本书诞生的契机，来源
于在“东亚海域交流和日本
传统文化的形成（宁波计划
）”的共同研究架构里所展
开的自主研究活动“东亚海
域史研究会”上进行的信息
和意见交换。若是没有宁波
计划的资金支援将分散在日
本各地的专家召集起来举行
研究会，大概无法充分进行
讨论。再次强调这一点，是
为了向各位相关人士的理解
和体谅，表达由衷的谢意。
“东亚海域史研究会”从
2007年4月到2010年3月，
持续了大约三年。在此期间
，密集地召开了内容充实的
研究会，每场的参加者通常
维持在30位左右，全体会议
有十数次，关于本书的这三
部内容也举办了十次左右的
会议（偶尔采用合宿研修的
形式）。此外，召集人会议
以及小组自行召开的集会也
很频繁，这三年间几乎每个
月都会在某个地方进行“东
亚海域史研究会”的聚会。
实际上，不只见面讨论
，大家还通过邮件群组踊跃
地发表、交换意见。到
2010年3月底为止，投稿件
数累计1676则，简单计算
的话，平均一天就有1.5则
。2008年11月，在“宁波计
划”统筹组主办的广岛县宫
岛研讨会上，研究会发表了
进展到一半的讨论成果，平
常没有参与此研究会的各位
学者，也赐予诸多的批评和
指教。2009年6月，在中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的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国际
研讨会上，各组汇报了研究
情况，并与中国学者讨论。
现在回想起这三年间热情而
充实的共同研究活动，真是
非常怀念。
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共
同研究，比较常见的是在共
通的主题下，召开数次研习
营和学术研讨会，研究者本
人活用讨论中得到的意见和
信息，再动笔写成个人论文
，然后与多位作者的论文结
集出版成一本书的情况。在
成书的过程中难免因为研究
者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造成
论文之间的观点和见解出现
明显分歧；又或者厘清问题
的所在，是值得肯定的。而
不管如何，重视的是个人的
研究成果。
相对于此，我们抱着实
验态度，采用了在人文学、
社会科学领域鲜少使用的共
同研究的方法，频繁召开研
究会议，彼此交换意见并切
磋琢磨，直到参加者全员认
同，使全员在几个概念和历
史观点、历史的叙述方法上
达成共识。接着，以此为基
础，尝试解读、叙述“东亚
海域”的过去。在既有的各
种看法中，要推出新的历史
认识和叙述方法，势必遭遇
困难，因此研究会上的讨论
都相当白热化，不同见解的
研究者同仁互不相让，会议
时而陷入僵局。虽然以结果
来看，很遗憾地无法在全部
的议题上达到全体的一致认
同，但通过这些方法，无疑
使参加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得
到飞跃性的进步，并使探讨
深入。因此这项工程浩大的
共同研究，获得了兼具研究
水平和广度的成果，这是无
法单凭一位研究者的个别研
究所能达到的。
关于公开成果的方式，
我身为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当初提议采取理科研究常
见的研究者联名的方式发表
，即主研究者的名字置于开
头，参与研究的人也以作者
的身份列名。若是通过彻底
的讨论而得出彼此共有的新
见解和方法，那就应该将研
究会全体参加者作为作者一
一列出名字。但考虑到这一
系列研究的整体特性和构成
，要采用这种方式来出版为
一册书实属不易。还有，本
书依然属于重视个人研究成
果的文科领域，实际上提出
新概念和负责执笔的诸位并
不能认同以理科的联名方式
来进行出版。
以文科的脉络来说，本
书提供了许多新的论点和事
实，故也必须厘清在叙述内
容上的责任所在。以下对本
书的执笔、编辑作业等实际
分工进行说明。
1.前言、第一到第三部
这四部分，先确定了数位负
责执笔和编集的编著者，由
他们准备草稿，在各小组和
全体研究会上提出；之后，
编著者团队接收研究会参加
者的意见和信息，并适当修
改草稿。
2.原稿梗概大致完成后
，由四人通读并提供意见。
这四位在百忙中阅读原稿并
赐下宝贵意见的同人，是井
上智贵、深泽克已、村井章
介、渡边淳成（敬称谨略）
。
3.编著者团队决定各部
分的主编，由主编负责整理
该部分的原稿，并通读四个
部分，为各部分重复矛盾的
内容、术语用法等问题提供
意见，各自推敲原稿。我则
统一全书的文风和用语。之
后由宁波计划代表、本系列
丛书的监修者小岛毅阅读并
给予意见。
4.四部分的主编将完成
的定稿提交给东京大学出版
会，并在拿到校样后，根据
出版会编辑的意见，负责校
订、修改注脚和插图等实际
编辑工作。
以下是负责这些极为复
杂的执笔、编辑工作的各位
学者。
前言
编辑：羽田正（主编）
、藤田明良
参与执笔者：冈元司、
森平雅彦、吉尾宽
第一部
编辑：森平雅彦（主编
）、榎本涉、冈元司、佐伯
弘次、向正树、山内晋次、
四日市康博
参与执笔者：小畑弘己
、高桥忠彦
第二部
编著者：中岛乐章（主
编）、伊藤幸司、冈美穗子
、桥本雄、山崎岳
参与执笔者：鹿毛敏夫
、久芳崇、高津孝、野田麻
美、藤田明良、四日市康

一 时代的素描
1250-1350年的“百年”，中国正处于南宋灭亡、元朝（蒙古帝国）建立霸权的时代，朝鲜处于高丽王朝（918-1392）后半期，日本则处于镰仓时代（1192-1333）中期到南北朝时代（1336-1392）前半期的时段。
要形容这个时代的东亚海域特征，适合用“开拓海疆”这个关键词。而“开拓海疆”的情况大致可以从以下的角度进行说明。
第一，这个时代以海上贸易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作为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以至印度洋的广域交流中的一环，不仅限于东海、南海一带，也对此外的世界呈现相当开放的状态。
第二，民族、宗教方面，多样的“外来者”在频繁往来的同时，又在各地形成独自的社区（community），并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建立起的交通网络成为海域交流的基础。
第三，沿岸各地的各种不同的政治权力，对海上贸易采取比较宽松弹性的管理体制，有时候也表现出积极保护、振兴贸易的态度，甚至在国家之间产生紧张关系的状态下，贸易与其他的交流活动也愈见活跃。
本章的结构是先列举代表事例来概观上述三点特征，再宏观地说明作为探讨对象的海域全貌。
扩及欧亚大陆、印度洋的东亚海域
日本（马可·波罗记为“Chipangu”）群岛坐落在名为秦海（中国之海）的海洋上。在日本的语言里，秦指的是蛮子（中国南部），故其意是面向蛮子的海。根据惯于航行此海且经验老到的水手和引航者的描述，有7448个岛散布在这片海上，大部分有人居住。……刺桐（泉州）和行在（杭州）的商船前往群岛者皆获莫大利益，但代价是一整年不易航海的困境。因为秦海上只吹拂两种风。其一是冬天的风，去那里是顺风；其二是夏天吹的逆风，也是从那里返回时利用的风，故必须冬天出发，夏天回来。……还有，此海虽名为秦海，其实是一片大洋，如同欧洲人称呼英吉利海或罗谢尔海一样，此地居民也这样称为“秦海”或“印度海”，实际上皆为大海的一部分。
这是约700年前有关东亚海域的记录，记录者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从威尼斯跨越欧亚大陆到达中国，回程则走海路，从南海横渡印度洋，再从波斯湾往地中海，所以留下这样的记录。刚好他目睹了这个时代的亚洲海域——本书暂将其界定为从东海及其周边海域到印度洋的海域的统称——的大部分。如上所引，马可，波罗在有关Chipangu即日本的记载中，提到“秦海”。虽然有人认为马可，波罗说的“秦海”是把现在的东海与南海混为一谈了，但比起中国当地的地理概念，马可·波罗的知识是以欧亚大陆西方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以来的地理概念为基础，不分东海、南海，将两者视为一体是很自然的。
这段引述中引人注意的是马可·波罗提到了季风。季风不只吹拂于东海和南海，也是印度洋显著的自然现象，是推动船舶活动、促使各海域互相联系的要因。马可·波罗的记述以“秦海”的前方是广阔的“印度海”为前提。
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亚洲海域里最大的贸易港口——中国的福建泉州，能直通印度洋，其繁荣程度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再度回到马可·波罗的记述：
（离开福州后）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繁华的刺桐城（泉州）。这里是港口城市，陆续入港的印度船上载着奢侈品和高价宝石以及大颗珍珠等贵重商品。这里还聚集了来自周边蛮子（中国南部）地区的商人。总之，盛况空前的各种商品、宝石、珍珠的交易，让我只有连声惊叹。这个港口城市集聚的商品之后会运往蛮子全域贩卖。假如为了向基督教国家推销，如果有一艘运胡椒的船停靠亚历山大或其他港口，就有百艘船在刺桐入港。从贸易额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港埠之一。
从印度来的商船陆续驶入泉州港，来自中国南部各地的商人也络绎不绝，马可，波罗的记录如实呈现了以南海作为衔接域（nodal region）、从东亚海域至印度洋之间相互连接而形成的一大片海域，泉州则成为海路和陆路的接点。马可·波罗称泉州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也绝非夸大之词。伊斯兰世界里最有名的旅行家、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也曾给予泉州同样的评价：
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叫刺桐城（泉州），但此地并无刺桐（橄榄），中国和印度四处不见刺桐，却取其名。刺桐城壮丽广大，作为锦纱和绢织物的产地而知名，其产品较杭纱（杭州）及汗八里纱（大都）更优。该城的港口是世界级大港口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我看到港内停泊了约百艘中国大帆船，小船则不可胜数。在大河入海处有辽阔港湾，海上的船舶从那里驶入。
当时伊本·白图泰作为印度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3）的使节渡海而来，在1340年代抵达中国，回程又经海路抵达非洲西北部的马格里布（Maghreb）。虽然白图泰不过是当时穿梭于亚洲海域的众多穆斯林之一，但他口述留下的游记也显示了南海作为衔接域，将东亚海域和印度洋连为一体。
这种情况的背景是13世纪初兴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帝国，其霸权的扩张东至朝鲜，西至西亚、俄罗斯平原，于是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