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金冲及先生的自述，呈现了先生丰富多彩的一生。书中第一部分讲述了他早年求学、接受新思想、在复旦工作和初步接触学术研究等方面经历的人与事。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为他毕生的学术志向、思想立场和行事风格打下了基础。他离开复旦大学后，先后出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物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多个重要岗位。在书中，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以严谨的学术思考，通过回忆具体的人和事，呈现这几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阅读此书，可以从先生90来年的人生历程中感受大历史下的小细节、历史的变迁规律、坚定志向和个人努力的作用。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投身革命与求学
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附录一 苦难深重的广东农村
附录二 青年代表金冲及发言摘要
附录三 一年来的复旦学运
复旦岁月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日子
史学传统的传承
附录 忆季龙师二三事
我怎样开始写最初几篇史学论文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
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
合作数十年的老大哥胡绳武
文物出版社十年
跟随石西民来北京
我所知道的冶秋同志
《谢辰生口述》序
难忘的十年
五十岁入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大姐同我的几次谈话
深切怀念李琦同志
忆胡绳同志
附录 《胡绳文集》的几个特点
人物传记中的几个关系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次访问
“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同志加兄弟”：逄先知和我
代表中国史学会的三个发言
中国史学会五十年
在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发言
在第四届青年史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暮年主编《复兴文库》
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
在《复兴文库》第三次主编会议上的讲话
我心目中的中华书局
后记

党史大家金冲及的首次个人自传。
一个人在大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抗争的个人努力与变迁。
叙述质朴，情感真挚，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体现。
本书很大部分内容是回忆对金冲及有重大影响的领导人、老师、同事、同学，因为这样才可以了解金冲及是在怎样的环境和影响下不断成长的。

我今年92足岁，入党也
近75年了。过去，不少朋友
曾建议我写点回忆录之类的
书。我总觉得，自己那点经
历有什么可写的，没有动心
，更没有动手去做。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百周年。我所在的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组织
，要求入党稍早一点的同志
写些当年入党的经过。在这
样的督促下，我写了一篇《
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大约有三万八千字，不少篇
幅是讲复旦地下党情况的。
这下，也带动我写了几篇类
似的文章。三联书店表示还
愿意出版这样的书，于是又
连同以前发表过的几篇文章
编成了这本书。
读者不难注意到，本书
很大部分内容是回忆对我有
重大影响的领导人、老师、
同事、同学，因为这样才可
以了解我是在怎样的环境和
影响下不断成长的。可以肯
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我
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我，
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当然
，应该感激的人很多，但不
可能都说到了。
所以，这本书不能说是
一本回忆录，不少重要的事
没有说到，一般回忆录中应
有的内容也不齐备，各篇文
字的内容和格式也不一致，
只能说是回顾自己几十年经
历的几组随笔罢了。希望得
到读者的指正。
金冲及
2022年12月25日

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
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那时我17岁，到现在已超过73年。
一、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剧变
要讲我怎样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从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说起。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小，还只有14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充满着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和以后的沦陷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记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抗战初期汤恩伯在南口抗战的报道，但未听说过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因此，对他仍充满敬意，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驶过。记得汤恩伯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就像阅兵那样。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加上人民公园的原址）召开大会，作了演讲。自发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他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只是远远看到他讲话时不断挥动戴着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点印象。这两次，我都是自发去的，并没有别人动员和组织。
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民众的巨大失望来得实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原来的意料。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特务机构不顾一切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人们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物价在胜利初的短时间内有过大幅度的下跌，却迅速又疯狂地飞涨，令人吃惊。民众已到难以生存的地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在上海都不能公开发行。我经常读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稍后又有了黎澍主编的《文萃》)。《民主》在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时满望着揩泪眼看太平的心境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中间，也已经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我当时很爱读的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文章也写道：“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一个政府竟在那么短时间内便失尽人心，实在是罕见的。
这时，另一个更加触动亿万人心的敏感问题又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侮辱，被称为“劣等民族”。经常看到那些不会平视你一眼的洋人趾高气扬地走在中国街道上。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头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上面用日光灯拼成“V”字（即胜利），下面并列地摆着杜鲁门（美国总统）、艾德礼（英国首相）、斯大林和蒋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国在世界上仿佛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可是，紧接着又看到美国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中国，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同胞，这种强烈对比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立刻联想到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和苦难，无法忍受。
那时，美国军队正大规模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东北，帮助他们打内战。在上海，黄浦江上停满了二三十艘美国军舰，灯光四射，却看不到中国的军舰。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级最亲密的同学邱慎初、丁彬荣在外滩，望着黄浦江上那么多美国军舰。丁彬荣说：怎么想个办法用炸药炸沉它几艘。这虽是年轻人一种十分幼稚的表达，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慨心情。
复旦大学校门口的翔殷路这时也被改用美国将军的名字，叫魏德迈路。解放后才又改为邯郸路。这种把活跃在中国的外国现役军人名字作为中国路名，实在罕见。
上海市区内还常常看到美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时有一个专门称号叫“吉普女郎”。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从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次，死伤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楼东侧熟悉的报摊上买到一期装帧得像一本小册子的半公开的《文萃丛刊》，书名叫《臧大咬子传》，讲的是上海的三轮车夫臧大咬子因为向美国兵索取应付的车资而被美军打死，国民党政府却公然声称无权审理这起案件。这样的惨案层出不穷，不断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1946年圣诞节前夜，在北平更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手在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而国民党中央社消息中竟称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这哪里还称得上是一个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