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浅显通畅的文字，对中国的语言文字、金石考证、四书五经、史学地理、先秦诸子、佛学思想、理学流派、诗词文章、自然科学及艺术门类，作了全面的介绍。此书搭建了一个国学知识体系的框架，是国学爱好者的必备读物。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曾任香港《华商报》翻译、桂林《自学》月刊主编、昆明《进修月刊》编辑，后于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第二研究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等职。著有《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语言学专著，以及《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文化普及读物。

第一章 概说
所谓国学
国学在清代
国学的分科
国学的派别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欧美学术的影响
“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国学与世界学术
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第二章 语文
研读古籍的阶梯
所谓小学
六书
字形的演变
字义的演变
训诂学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方言学
字音的变迁
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双声叠韵
反切
四声
音韵学
字母
韵部
古音之推定
第三章 古物
金石之学
殷墟发掘
甲骨之学
古物与社会学
无文字的古物
古物与考证学
古物与古书
第四章 书籍
传写本与刻本
版本之学
校雠之学
章句之学
目录之学
图书分类法
辑佚及辨伪
类书及丛书
考证学与读书法
第五章 经学
五经、十三经、四书
《易经》
《书经》
《诗经》
三礼
《春秋》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经之传授
今文经学与谶纬
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汉以后的经学
清代的经学
经学的扬弃
第六章 史地
所谓正史
正史的内容
编年史
纪事本末
别史
政书
杂史传记及其他
学术史
史评
地理
历史哲学
新史学的产生
新史学的业绩
第七章 诸子
诸子的学术派别
儒家
道家
墨家
别墨及名家
法家
兵家及其他
王充之学
魏晋时代的玄学
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第八章 佛学
初期的佛教
佛教的中国化
流传中国诸宗派
小乘诸宗
传自印度的大乘诸宗
中国独创的大乘诸宗
佛学与儒学
因明学
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现时佛学的趋势
第九章 理学
宋明理学的产生
周敦颐与邵雍
张载及二程
集宋学大成的朱熹
陆象山与杨慈湖
浙东学派
宋末至明初之理学
王阳明之学
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理学批判的最高发展
宋明理学的没落与新理学的产生
第十章 诗赋词曲
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最早的诗总集
楚辞
赋
乐府
五言诗
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唐诗
李白、杜甫
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词
重要词人
散曲
第十一章 散文和骈文
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周秦汉的散文
六朝文
唐宋八大古文家
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所谓古文义法
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八股文及对联
文艺论评
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第十二章 新被重视的文学
戏曲的摇篮期
戏曲的成长期
唐以前的小说
宋元明的小说
清代的小说
宝卷、弹词、鼓词
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第十三章 科学及艺术
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天文学和历法
数学
物理学及化学
医学
应用技术
科学与迷信
艺术
绘画及书法篆刻
音乐

本书作者曹伯韩（1897
-1959）是我国著名语言学
家，著有多部语言学专著和
人文社科类普及读物。本书
最早出版于1947年，由于
时代变迁，书中一些文字、
句法等与现时规范不甚一致
。为尊重原著，本次出版，
仅对这些不合规范要求的字
词、句法进行了少量修订。
特此说明。
编者

不但整理国故者先须有一个对于国故的大致认识，而且连不去整理国故的一般知识分子，也须有一点关于国故的基本认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应该知道一个大概，才可以免掉“数典忘祖”的讥诮，这是一；尤其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这是二。

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产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中叔）也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之一，大概他们就是“国学”这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都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二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没有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
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
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
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另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
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
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
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
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
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 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个分支，成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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