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发出一个时代的先声，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的关注和人们的思考。本书作者精读了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透过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品中的点滴细节, 在史诗般的文学叙事中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中国的百年巨变。作者特别围绕“封建与反封建”这一主线，对历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并将其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再思考，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

张宇奇

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就职于国内某大型中央企业。

曾发表作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再回眸》《王亚南与资本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抓实干》《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收入差距问题与政府经济政策》等。

序 言 / 1

引 论 中国现代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001

第一章 茅盾与现代中国之矛盾：《子夜》和“农村三部曲” / 043

引言：重读茅盾的时代意义 / 044

第一节 上海—南京—地方：国民党的“反封建” / 049

第二节 官、裁、编与股票交易所：国民党如何动用金融手段“反封建” / 065

第三节 中国社会性质论争：多重意识形态里的“封建”与“资本主义” / 076

第四节 老通宝与赵伯韬：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 / 098

第二章 丁玲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115

第一节 丁玲的“忧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背景 / 116

第二节 阶级、富农：顾涌与土改路线 / 130

第三章 农村合作化与“梁生宝道路”：重读《创业史》 / 153

第一节 作为“勇气”与“风险之作”的《创业史》 / 154

第二节 “视差”下的叙述：“梁生宝道路”的意义 / 170

第三节 供销合作与农村集市：《创业史》中隐匿的商业资本 / 182

第四章 传统的现代转变：重读《白鹿原》 / 197

第一节 历史与叙事：《子夜》与《白鹿原》 / 19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经验与中国传统 / 206

第三节 新儒学乡治论：基层组织化问题 / 213

结 语 / 235

参考文献 / 241

序言

韩毓海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解决问题，并在现实中验证解决方案的过程。问题是时代的号角，是时代表达自己最强烈、生动的呼声，一切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经典都是从问题出发的。

钱钟书先生曾经调侃说：一般的博士论文，就像为了结婚而进行的恋爱一样索然无味。这虽系笑谈，但幽默调侃中包含着无奈的犀利则使人感慨，看多了这样“没有问题意识”的码字，再读张宇奇的这部作品，便会为他强烈的问题意识所打动。

本书篇幅不长，却提出并针对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什么是封建？中国古代之“封建”与西方之“封建”区别何在？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如何极大地丰富了“封建”这一抽象的概念与范畴？

作者所针对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现代革命进程被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但中国之“封建”与西方之“封建”含义却又相当不同，而辨析这种不同，就是寻找并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关键一步。

那么，什么是西方的“封建”呢？作者认为，总体来说，西方的“封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武士等级的形成、作为经济基础的领主所有制、地方性统治。以此区别于东方与中国。

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便以“亚细亚所有制”来定义东方的所有制并与西方的“封建”所有制相区别。而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中，则进一步从“支配的社会学”视野提出，西方的封建制是由法兰克、日耳曼在推翻罗马帝国的进程中创建的一种武士制度；与军事暴力的榨取不同，中国传统的支配方式是建立在宗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家长制，随后又发展为以“士人”为核心的官僚薪俸制和乡绅地主制度，因此中国传统的支配方式，远比西方封建的暴力榨取方式要复杂得多。

在此基础上，韦伯通过把中国模式排除出去的方式，建立起典范性或者典型性的“封建”范畴。根据这个典型的“封建”范畴，中国不可能从西方式的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在韦伯看来，中国难以经西方的“封建”进入西方式的“现代”，这是由中国传统的社会权力构成方式之“缺陷”决定的。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韦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家法高于国法，家法操纵在宗族手中，因此不能形成一个普遍性的法律体系；二、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无法形成国家信用，因而不能发展出现代资本投资体系；三、社会支配力量不是“经济—劳动”的积极因素，而是宗族和以“士人”官僚为核心的消极力量。

张宇奇的这部作品继承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遗产，但与韦伯将“封建”本质化的做法不同，也与一度流行的后现代“解构”方法不同，作者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既然“封建”与“反封建”是中国现代进程的重要动力，也是建立现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话语支柱，那么，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与西方对“封建”的理解不同，就简单放弃使用“封建”这个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封建”范畴本质化，固然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是对于“封建”和“反封建”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则不仅是简单化的，更是非历史的。于是，对诸如“封建”这样的基本范畴，我们应该采用的方法，首先不应是韦伯那种排他式的，即采用从“多”中抽象出“一”的纯粹的抽象思维的方法，而必须采用从“一”到“多”的形象思维的方法——具体说，就是立足中国的“封建”与“反封建”实践，使“封建”这一本质化的范畴更加丰富、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鲜活，也更加具有当代意义。

文学的方式是“形象思维”。因此，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出发，重新检视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封建”范畴，以丰富多彩的文学叙述，去解说抽象的“封建”概念。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如运用金融资本的力量“反封建”，这是《子夜》所揭示的中华民国或者国民党追求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主题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略了。以生产特别是现代产业为核心建立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是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形成的基本观点。共产党的现代叙述，主要是在这次论战中发轫的，而这场论战的意义，在过去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从权力的支配方式——人际关系网络去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所有权出发，这是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为独特之处，而丁玲视野的这种独特性，也是过去的分析没有触及的。

作者进一步提出：形成以“劳动—生产”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建立普遍性的“民族—人民”意识形态以及普遍性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反封建革命的目标，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方式。但是，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进程不是全然竞争性的，互助、合作始终是中国现代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决定了中国反封建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的“文明”的面向。“竞争”与“互助”是此消彼长又彼此联系的两种现代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创业史》和《白鹿原》的分析，揭示的正是中国现代道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从问题出发的，而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这是一个无穷的实践、探索过程。因此，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从问题出发，引导我们进入更为深刻、复杂的问题。思想的工作不是使一个范畴、概念更加本质化，而是使一个范畴、概念更加丰富化，更加多元化，更加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它不是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为不断深入的探索开辟道路。

这是张宇奇这部作品最为可贵之处，希望本书的出版会有助于读者对“封建”问题进一步的、更为深入的探索。

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出发，再现20世纪中国“反封建”历史使命的演变历程。

重温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重识那些绕不开的作家与作品，回到历史现场。

北大教授韩毓海作序推荐，青年学人张宇奇立足当下的全新思考。

一、“反封建”旗帜的倒下一从“重返五四”到“重估五四”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主题一“反帝反封建”，并于会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宣言深刻分析了华盛顿会议（1921年）之后的世界局势，提出：当前，帝国主义把资本积累的中心转移到亚洲，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从而造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分别扶植不同军阀势力的局面——日本通过张作霖控制中国北方，英国通过吴佩孚控制长江中游，而美国支持陈炯明控制广东等。宣言还分析了通过控制银行和投资来掠夺中国的新的帝国主义方式，揭示了美国对中国进行资本、金融控制与日本对中国进行领土控制这两种帝国主义掠夺方式，并指出了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矛盾。

中共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从而形成各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远未到来——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中国的实力，因此中国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事务，没有不受他们操纵的。经济方面，中国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阶段，离工业资本主义化时期还是很远；政治方面，还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下。

二大宜言指出，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目标就是打倒封建军阀、反抗帝国主义、实现国内和平和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那时起，随着对中国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革命目标的日益明确，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正是在这一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它的源头，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如唐弾、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在20世纪的前半叶里，“反帝反封建”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部基础。在这个关联且统一的主题之下，“封建”与“反封建”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识与自我批判的重要动力，又是在“反帝”与“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中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反帝”与“反封建”两者如两个啮合的齿轮彼此互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20世纪70年代末，“反帝反封建”主题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与作为针对“巴黎和会”的“学生运动”的“五四”被区别开来——“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主题与学生运动“反帝”的主题被区别开来。前者开始被孤立地强调，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论断，逐渐开始被选择性地引用，意图强调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文化意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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