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所著第一本关于二战东西战场真实细节的纪实作品。从滇缅路到欧洲战场、纽伦堡审判所采写的二十多篇文章，作者以记者的身份亲历现场采访，所写文字自然有新闻的价值，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再看这些文章，作为文学家的萧乾，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报道。除还原历史现场记录的真实细节（如：纽伦堡监狱中对纳粹人物的访谈；滇缅路检查的细节；慕尼黑二战真实场面细节；联合国成立大会真实场面细节等等）报道外，还充满了萧乾先生的希望。希望战争不在（如：俄乌战争等），人类能和平相处，看萧乾先生的二战之路，致敬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原名肖秉乾、萧炳乾。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先后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31年到1935年间，萧乾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1935年他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是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曾采访报道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审判纳粹战犯等重大事件。
1949年后，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95年出版了《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译作《尤利西斯》获第二届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

编辑说明
流亡昆明
昆明偶忆
三个检查员
贵阳书简
河口险遇
从昆明到海防
安南的启示
中国的东南角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我爱芒市
从滇缅路到欧洲战场
印缅友谊值得争取
记坐船犯罪
胡子的命运
驰骋西线
滇缅路开放之前
纽伦堡访狱
仆仆风尘到慕尼黑
阿尔卑斯雪岭
神游大西南
它曾经是咱们的命根子
附录
萧乾轶事两则
重踏滇缅路

萧乾先生，原名萧秉乾
（又萧炳乾），笔名塔塔木
林、佟荔。北京人，中国现
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
译家。
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出生于北京。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协助斯诺编译《活的
中国》。一九三五年，从燕
京大学毕业。先后主编过天
津、上海、香港的《大公报
》文艺副刊，一九四九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历任
中国作协名誉顾问，中央文
史馆馆长等职务。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中期，从事外国文
学翻译，先后译有《好兵帅
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里柯克小品选》等作品
。从一九五七年起，先后在
“反右”和“文革”中受到不公
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
又译有《培尔·金特》《里
柯克幽默小品选》等作品。
一九八六年，获挪威王国政
府勋章。一九八九年四月，
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一
九九口年，和妻子文洁若翻
译《尤利西斯》。一九九九
年二月十一日在北京逝世，
终年八十九岁。
本书内容基本保留萧乾
先生作品原貌，个别地方除
另行标注外，均为编者注释
，以便读者阅读时能理解得
更详细明确。
本书章节《驰骋西线》
中的内容与章节《阿尔卑斯
雪岭》中的内容有部分重复
，为萧乾先生不同时期发表
并出版的作品，《驰骋西线
》为萧乾先生晚年回忆所写
，收录于《萧乾全集·生活
回忆录》，由湖北人民出版
社于二○○五年十月出版；
《阿尔卑斯雪岭》原载于一
九四六年一月四日至五日重
庆《大公报》上，后收入《
人生采访》，上海文化生活
出版社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出
版。出于尊重作者保留作品
真实性与原作风格，此两处
内容重复之处，未做改动。
对正文个别地方的描写和用
语，未做大的删改，请读者
朋友阅读中予以理解、鉴别
。
谨以此书，纪念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纪念我们这
个民族所经受的苦难，纪念
“二战”时期活跃在欧洲战场
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二战时期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萧乾，讲述亲历的真实二战，还原中西方战场历史现场细节。二战中国抗战特写，欧洲战场真实原貌：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滇缅路真实的修建过程；纽伦堡审战犯的真实场景；慕尼黑协定真实的细节曝光；欧洲的纳粹集中营真实的现场描写；联合国成立大会场内真实的全程报道……这些都在这本书里。
沈从文、巴金、钱钟书、启功、铁凝推崇的文学大师。
萧乾致敬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
仅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唯一经萧乾后人正式授权的二战内容版本。

战事全面展开，《大公报》一下子从十六版缩成四版了，曾几何时，我在报馆还是个“红人”，如今变成闲人了。
《大公报》是不养闲人的。
一天，胡老板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这回可不是委派什么美差或征询什么意见了，而是摆出忠厚长者关心青年的姿态，说：看情势战事要展开了，而且国军肯定抵挡不住。他说了许多关于我的好话，以及他曾多么器重我。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我困在上海，同归于尽。绕来绕去，我听懂了：就是要把我辞退。前一年（一九三六），我的年终奖是三个月的薪水。如今，他诉了一阵苦，说报馆能维持几天也很难说，决定给我半个月的工资作为路费，要我自谋生路。
我同“小树叶”，就这样一道离开上海。当时开香港的轮船已经不敢在黄浦江畔停泊了。我们是先搭小驳船到吴淞口外去上的大船。一路上，炮弹不停地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有些落到驳船旁边，溅起高高的水柱。我同“小树叶”蜷缩在甲板的一角。为了鼓起勇气，我们抱在一起大声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从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朋友们都慌慌张张，自顾不暇，我们只敢住鸡毛小店，不敢在谁家落脚。
我平生只尝过那么一回失业的滋味，而且又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在广州下火车坐计程车，一路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计程车表上跳动着的数字。在武汉，先借住一位朋友的书房，后来搬到交通旅馆。老同学刘德伟好容易为我在老河口谋到一个中学教员的位子。可还没等我去上任，那地方已经沦陷了。
……
当时我意识到，一个人在生活中有时可以自由飞翔，十旦翅膀被剪掉，转眼也可能就变成个累赘、废物。后来晓得有些朋友在那情景下，去了延安，有的则加入了国民党。这两种想法那时都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困头森和不曲
恰好这时候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由北平逃到了武汉。那时他们正在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就慨然收留了我们，并且让我们搬进了他们在珞珈山脚租下的五福堂。后来我们便跟他们一道从武汉而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先生大哥沈云六的家。一九三八年初才辗转到了昆明。
就在昆明，我接到胡老板一封信（看来那时他也到了武汉），说许多读者要求《大公报·文艺》复刊，他要我从昆明遥编。记起在上海辞退我时那么突兀，我先是想回绝。如今我衣食有了着落，正可以给他个钉子碰！然而那封信也多少使我感到些温暖。想不到在烽火年代，竟还有读者想念我编的那个刊物。我总不能朝他们撒气，叫他们失望呀！刊物毕竟不应同报馆以至老板画等号。
于是，我回信应承下来。一时，许多朋友又从敌后，从游击区，从陕北寄来了文稿。我在昆明那张小桌又热闹起来了，不知是广告太挤，还是报馆上层意见并不一致，遥编的《文艺》成为一块不定形的报屁股：有时半版，有时仅仅两三栏。我自然编得也不大起劲。 这时，“小树叶”已进了西南联大。
一九三八年八月，胡老板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报，随后还有一封航空信，一方面对头一年在上海遣散同人（包括我在内）的事，深表歉疚，说那是动乱中的失计。表示今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绝不再轻易散摊子了。不管这是一种姿态还是一番诚意，这样自我谴责的态度总是感人的。接着他又谈到在香港办《大公报》的用意和决心，强调那是抗战宣传的前哨，要我务必火速来港，共图大计。紧接着，自然就电汇来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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