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何为》原名《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内容为尼采于1872年在巴塞尔大学发表的五次公开演讲，也是他唯一一部专门讨论教育的著作。在这本小书里，尼采以人类导师的身份与改良人类的激情，一人分饰四角，在两位心怀抱负的大学生、青年教师与长者间的对话中向世人吟诵着他的教育宣言。
尼采认为，当前的教育机构旨在控制和压迫个人，而不是解放个人；在一个以学术型专家、大众新闻媒介和军事强国三个邪恶联盟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中，人人被教导要顺应社会的期望，盲目地跟随权威，真正的教育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尼采恳切地希望并呼吁更多的天赋优良的人投身到真正的教育中，正视、响应他们内心“对真正教育的需要”。

前 言
第一次演讲
第二次演讲
第三次演讲
第四次演讲
第五次演讲

1.对教育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哲学家尼采的唯一一部教育著作。
2.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最具前瞻性、最振聋发聩的现象级教育之预言。
3.把人变成机器、变得厌倦自己，大杂烩式的灌输知识纯粹浪费青春。
4.复旦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青年李晶浩德语足本直译。
5.唯有读懂尼采字里行间的秘语的人才能猜测到他暗示、隐藏的东西。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仍然生活在尼采投下
的思想阴影中。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相对
主义、蔑视资产阶级道德的“自由精神”，甚至像
火人节这样的新时代节日，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他。
——弗朗西斯?福山，《纽约时报书评》
尼采教授是德国现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
被认为是极端现代理性主义的使徒，也是社会主义
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思想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政
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然
而，他的学说受到崇高抱负的启发，他的思想和措
辞的辉煌以及他著作中的警世力量甚至赢得了他最
明显的敌人的钦佩，是的，他有很多敌人。
——《纽约时报》
尼采挑战了所有外部权威的基础，证明了智力
一旦摆脱了所有束缚的幻想，哲学的， 宗教和文化
，没有虔诚，没有政党，没有平台。
——詹妮弗?拉特纳-罗森哈根，《美国尼采的
形成》

序 言
我给我的演讲所拟的题目，正如任何标题必须做到的那样，应当尽可能明确、清晰、简洁有力。然而，我现在清楚地发现，由于过分明确，这个题目变得太过简短，其含义反而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首先，我必须向我所尊敬的听众解释这个题目，并且解释本讲演的任务，在必要时，还要请求各位的包涵。当我许诺谈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之时，我所想到的，首先完全并非我们巴塞尔的教育机构的具体发展与未来。虽然看起来，我的许多一般性论断，的确可以用我们本地的这些教育机构作为例证，但我并不愿使用这类例证，也不想承担为类似例证辩护的责任。这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对本地情况太过陌生、缺乏经验，远未达到在本地环境中牢牢扎根的程度。所以，我无法正确评断这里的特殊教育体制和形态，更无法满有把握地预测它的未来。另一方面，我愈发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何处进行这些讲演：在这样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以一种具有非凡意义的、令许多大国惭愧的规模，努力促进着市民的人文教育和基础教育。所以，当我假设——在为这些事业付出更多行动的地方，人们对这些事业也思考得更多——，我决不会出错。我的愿望、我讲演的前提，恰恰是与这个地方的听众进行思想和精神上的交流。这些听众对基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问题进行过思考，同时他们也愿意，用行动来促进他们确信是正确的事业。惟有在这样的听众面前，——尽管任务艰巨且时间有限——，我才能让自己得到理解。这是因为，他们能立刻领会我只作暗示的内容，补上我不得不隐讳的信息，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提醒，而不是教导。
所以，我完全拒绝被看作是巴塞尔学校教育问题的一名业余顾问，更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从当今各文明民族的整个视野出发，来预言教育和教育手段的未来；在如此巨大的视野范围内，我的眼睛会失明，就像在太近的地方它什么也看不清一样。因此，我所理解的我们的教育机构，既非巴塞尔特有的教育模式，也非最广泛的、涵盖各个文明民族现状的种种模式，而是德国的公共教育机构，这是我们在这里也能享有的教育模式。这些德国公共教育机构的未来应当是我们所关心的，即德国国民学校、德国实科中学、德国文理中学、德国大学的未来。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彻底摒弃所有竞争比较与价值评判，尤其是要提防虚荣浅薄的妄自尊大，仿佛我们的状况对其他文明民族而言，乃是无可超越的普遍典范。说明这一点已经足够：这些教育机构是将我们塑造成型的学校，它们并非偶然地与我们联系在一起，不是像长袍那样披在我们身上，而是像矗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鲜活的纪念碑，展现着诸多重要文明运动。它们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宛如“传世之宝”，把我们与民族的过去联结在一起。它们从根本上堪称如此神圣可敬的遗产，以至于在我谈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时，我只知道，务必在尽可能接近它们所源自的那一个理想精神的意义上，去陈述我的观点。与此同时，我清楚地看到，现今允许对这些教育机构进行的众多变革，以使其成为“合乎时势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些歪扭的笔画，偏离了其创立时的崇高目标。在这方面，我们敢于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乃是德意志精神的普遍复兴、更新和净化，从而使这些机构也能从德意志精神之中获得重生，并且在重生之后，同时呈现古老与崭新的面貌。而现在，它们绝大多数都只要求“时髦”和“合乎时势”。
只有在怀抱这种希望的意义上，我才谈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这是我必须从一开始就解释以获得听众谅解的第二点。想成为先知是最大的狂妄，所以宣布自己不想成为先知，听起来已经很可笑了。如果不能证明这种未来的教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而且只需要传播到更大的范围，以便对学校和教育机构产生必要的影响，那么，任何人都不应该允许自己用预言的腔调，谈论我们的教育的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手段和方法的未来。请允许我依据现时代的“脏腑”，就像罗马人的占卜者所做的那样，来预测未来。在这种情况下，预测未来，不外乎是向已经存在的教育的趋向，预言它的必将到来的胜利，即使它目前不受欢迎，不受尊重，不被广泛传播。但是，正如我以最大的信心假设的那样，它终将取得胜利，因为它有最伟大和最强大的盟友——自然。当然，不容讳言的是，现今教育方法的许多先决条件都具有非自然的特征，我们目前最致命的弱点正是产生于这些非自然的教育方法。假如有人感觉与这个现今时代融为一体，并视其为理所当然，那么我们既不羡慕这种信念，也不羡慕“理所当然”这个骇人听闻的时髦词。但那些站到了相反立场上的人，如果已经绝望，那就不需要再挣扎了，他们只能躲到孤独中去，并且很快就会真正孤立无援。然而，在这些“理所当然”者和孤独者之间，还有战斗者，也就是满怀希望者。作为他们中最高贵、最崇高的代表，我们伟大的席勒立于我们眼前，正如歌德在《钟声?跋》中对他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