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妇女生活》是一部厚重的讲述明代妇女生活的专著，主要内容为：明代人的女性观、明代社会各阶层妇女、礼俗与妇女生活、明代妇女的教育、明代妇女的服饰、明代妇女的社会活动、明代妇女的才艺及其成就、明代女性的“活力”及“多样性”八章内容，每章又分为若干节进行条分缕析的论说。作者通过对明代妇女生活多方位的考察，阐明了明代妇女在传统礼教闭锁世界中形成的妇女群体人格；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受这种社会思想风气的影响，晚明妇女生活也更具有活力与多样性。

明代人的女性观
明代人的女性观及其行为
明代的女性生活及其转向
社会各阶层妇女
贵族妇女
后 妃
王室妇女
女 官
后宫女性服役人员
宦门妇女
劳动妇女
农 妇
蚕妇与织妇
商人妇
其他劳动妇女
娼 优
娼 妓
优伶艺人
女尼、女冠与女巫
尼姑生活及其世俗化
女 冠
女 巫
奴 婢
宫婢与官婢
私 婢
礼俗与妇女生活
婚姻与家庭生活
婚姻礼俗
贞节观念束缚下的婚姻生活
妇女的离婚和再嫁
妇女的情感表达及其性情生活
妇女的家庭角色及其地位
妇女的生育之职及其相关习俗
生育：一种最为重要的妇职
生育禁忌与祷子习俗
生育习俗
妇女与饮食、居住生活
饮食生活
居住生活
妇女教育
女教书
皇帝赐撰女教书
皇后所撰女教书
士大夫所撰女教书
小说、戏曲与妇女教育
妇女教育的内容
礼仪教育
婚育教育
服饰教育
宗教教育
才艺教育
妇女的服饰
服 饰
服饰等级制度
服饰风尚的新动向
妇女服饰名色
礼服与便服
美容与饰物
妆 式
化妆品
发式与首饰
发 髻
首 饰
妇女的社会活动
参政与从军
宫廷妇女的参政活动
民间妇女的参政活动
妇女的从军
社会经济活动
田作、纺织与其他手工
经 商
社交活动
社交生活
女性社交网络及其扩大
宗教信仰和节日活动
宗教信仰
节日活动：娱乐与旅游
妇女的才艺及其成就
女务“外学”：妇女的名士化倾向
谈禅好道
风流好文
名士化倾向
艺术与体育活动
书法、绘画
音乐、歌舞
体育活动
明代女性的“活力”及“多样性”
妇女的群体人格
礼教松懈与妇女生活的“活力”及“多样性”
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
后 记

《明代妇女生活》不仅引用的资料十分丰富且
具说服力，立论也恰到好处。该书告诉我，在妇女
史之外，中国明代性别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以及当
时的男女是如何思考和如何生活的。
——（日）夫马进
在妇女解放思想渐趋萌芽的晚明时代，不仅一
批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存在着男女平等的思想，而
且在实际的行动上妇女也在逐步冲破礼教的防线，
追求男女平等，随之而来的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加
强。
明代妇女从“相夫教子”的温婉闺范，转而变
为独立支撑家庭生计的“健妇”，无疑使女性形象
得以重塑。“女郎”“女山人”的大量出现，更是
足以证明明代女性已经冲破礼教与家庭的束缚与闭
锁，转而融入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
——陈宝良

自明代中期以后，当时的思想界堪称最具“活力”（vitality）与“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从这种角度来说，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 社会之转向，乃至思想之活跃，无不导致晚明妇女的生活更具“活力”与“多样性”。
妇女生活的活力乃至多样性，显然导源于传统礼教的松懈。妇女解放是衡鉴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则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阳明面对传统道德的日趋衰微，其最大的目的无非是将已经松动的“礼”教之索更加拧紧。但事与愿违，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势必造成他对“礼”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而这种新的解释恰好为礼教松动奠定了理论基础。王阳明当然也将“礼”解释为“天理”，决不允许有半点的偏离。然而他在论“礼”与“情”的关系时，充分注意到了人情对制礼的制约作用。他深信，“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 因之，后世制礼就不应该“拘泥于古”，而应以人情为基础，以自己之“心”为准绳，如果“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完全可以“以义起礼”。就此而言，王阳明开启了明代将“礼”内在化的先河，亦即将外在的属于客观规范乃至自然准则的“礼”，转化为内在的主观的“礼”，进而增添许多自我的因子。换言之，王阳明通过自己的“良知”说，证明了“以义起礼”的可能性，并以“简切明白”之“礼”作为终极目标。这样，王阳明一方面承认传统礼教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又允许自我作古，重新制作礼制。这一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使王氏后学得以找到冲击“礼教”的突破口。李贽从理论上完成了对传统礼教的异化，使“礼”这一概念包含了近代人文主义的内涵。他是这样解释“礼”与“非礼”的：“盖由中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而降者谓之礼，从人而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 可见，李贽从王阳明“心学”的哲学前提出发，将“礼”解释为出自内心，与生俱来，不学而知的本能，而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道德规范。这就将“礼”这种传统道德准则异化为一种人类的本能，从而为“私欲”说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礼”既然是一种本能，那么“哀至则哭”，这不过是“作而致其情”，是生者对死者表示哀痛的一种感情流露，绝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道学礼教之哀”。
至明末，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心学”，并重拾李贽“礼”观的遗绪，对“礼”与“非礼之礼”进行了辨析。他说：“吾心之化裁，其曲折处谓之礼，其妥帖处谓之义，原无成迹。今以为理在事物，依仿成迹而为之，便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盖前言往行，皆圣贤所融结，吾不得其心，则皆糟粕也。曾是礼义而在糟粕乎？” 黄宗羲虽然从主观上并无否定传统礼教之意，然客观上为当时的人们冲击“前言往行”“成迹”之类的传统礼教大开方便之门。
从王阳明到李贽，再从李贽到黄宗羲，在礼的观念上显然存在着内在演进的“理路”，亦即对礼的阐释上与传统之见迥然有别。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理论基础，才使得妇女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成为一种可能。晚明妇女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二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三是女性生活开始冲破传统的礼教等级秩序。
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
在传统中国的礼教社会里，由于儒家伦理纲常的压制和礼教的束缚，妇女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在她们的头上，套着一条由“妇德”“妇道”“礼义”织成的无形绳索。依据礼教的要求，青年女子在家应该从父，出嫁应该从夫，夫死然后从子守节。节、孝、贞构成“妇德”的三大内容，成为扼杀妇女情性的无形枷锁。侮辱女性当然是野蛮社会固有的本质特征，但它更是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假如说在野蛮社会里，统治者只是以简单的形式犯下了欺凌女性的罪恶，那么以繁复的、伪善的道德准则压迫女性则是文明社会的拿手好戏。
即就守节而言，在礼教重压下的节妇同样有正侧的等级差别。“从古来，只有守寡的妻妾，哪有守寡的梅香？” 这已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训条。做丫鬟的人，失节无损于己，守节亦无益于人，出身低微卑贱的女性被剥夺了做“节妇”的权利，却仍然难以逃脱作为主人玩物的命运。女性不仅受夫权这根绳索的压迫，同样受到族权的束缚。族长可以处死触犯名教、有伤风化的族人，这样的事例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
明代正统的理学家、卫道士从维护传统统治出发，仍然对礼教恪守不渝。 但一些文人学士对传统的礼教却别有新解。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对慧眼识英雄的红拂妓极为赞赏，他有诗颂红拂妓云：“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
谁人看在眼睛中？”这是对女子“私奔”的肯定。李贽一旦对“礼”作出新的阐释，必将对妇女作出新的评价。李贽对“好女子”大加称颂，认为她们择婿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