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材于古今中外成名史家的治学经验和经典论著，吸收国内外历史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作者本人研究和教学的体会，采取深入浅出的笔法，运用平实晓畅的文字，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本书在方法论方面推许开放性、多元性和实践性，强调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和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在研究策略方面主张兼顾实证性、理论化和可读性，提倡“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因小见大”的选题和写作方式。

李剑鸣，湖南常德人，1982年本科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1989年和1994年在南开大学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9—200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和历史学院任教，2009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世界史）成员，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著有《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等。

导言
第一章 史学的特性
一、专业化之路
二、文史的合与分
三、科学主义的得失
四、社会科学化的利弊
五、独特的人文学
第二章 历史知识的性质
一、个别与一般
二、治史的选择性
三、知识的相对性
四、客观性问题
五、史学的真实
第三章 立场与视角
一、治史的任务
二、人文关怀
三、现在与过去
四、偏私和公正
五、从民族到全球
第四章 学养和功力
一、知识积累
二、理论修养
三、专业训练
四、文化底蕴
五、历史的想象力
第五章 治学的路径
一、求知与求用
二、博通与专精
三、史德与自律
四、学问的境界
五、读书与治学
第六章 由“因”而“创”
一、学术史的梳理
二、第二手文献的利用
三、问题与方法
四、材料和解释
五、“述”与“作”
第七章 史料和证据
一、史料的概念
二、史料的类型
三、史料的地位
四、史料的解读
五、史料的运用
第八章 历史的解释
一、解释的含义
二、解释的地位
三、解释的模式
四、理解与评价
五、事实关联
第九章 常用的方法
一、历史叙事
二、因果分析
三、定量分析
四、比较方法
五、跨学科路径
第十章 研究的步骤
一、课题的类型
二、问题与选题
三、课题的确定
四、资料的收集
五、研究的推进
第十一章 文体与规范
一、体裁的演变
二、行文的特征
三、引文的处理
四、标注的方式
五、图表、译名与书目
第十二章 文章的艺术
一、写作的意义
二、论著的构成
三、成文的步骤
四、表述的手法
五、史家的文笔
参考书目
索引
初版后记

我平素最佩服有些学者
，他们学识精湛，思虑周全
，下笔稳健，以至于多年后
仍能底气十足地坚信，若让
自己重写当年的论著，还可
以做到一字不易。我平时很
少读自己发表过的文字，只
有需要编集子或出修订本时
，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仔细
校读早先的稿子。每次这样
做的感觉都不是十分美妙，
因为当初写得不甚理想，需
要调整、增补和润饰的地方
实在太多。这次修订本书，
我又一次有这样的体会。
当然，这也不足为异。
本书出版已近十五年，这期
间国内外史学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尤其是全球主义、
跨国主义和其他社会理论潮
流大量涌入史学的领地，数
字化和大数据也已在许多方
面改变了治史的方式。当前
，国内外史家在理念、领域
、路径、方法和思想取向各
个方面，都早已今非昔比。
当今初涉史学门径的年轻人
，就知识结构和方法论意识
而言，与十多年前的情况也
有明显的不同。因此，类似
本书这种写于许多年前的方
法论读本，早就成了节后黄
花。与此同时，我个人在学
术上的关注点也有调整，对
史学的理解较十几年前并不
完全一样。近几年来，经常
有学界和出版界的朋友鼓励
我修订本书，我却迟迟不敢
动手，主要是顾虑当年的写
法已远远落后于史学的进展
，所谓修订，可能在很大程
度上会变成重写。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先
后在几所高校开设过史学理
论与方法方面的课程，平时
也留意收集相关的资料，随
手记下零星的想法，并经常
向学界同行取法。这些点滴
的积累，在修订时都起了很
大的作用。这次所做的具体
工作，主要是补充材料，改
进表达，修饰文字，并删去
一些过时的内容。至于篇章
结构，则仅微有调整。从结
果来看，本书的总体面貌还
是有了较大的改观。
这次修订历时数月，得
到许多友人的帮助，尤其要
感谢鲍静静、陈恒、陈新、
贺圣遂、黄洋、彭刚、瞿林
东、孙卫国、杨玉圣、岳秀
坤、张越、周祥森等师友的
鼓励和支持。何明敏、林斌
、刘雨君、张云波等学友协
助查找不少重要的资料。整
个修订工作，依然是在家人
的关心和帮助下进行的。如
果没有以上这些有利的条件
，我恐怕还是缺乏勇气来做
这件事。
2021年12月于上海

不管在中国、欧美，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史学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而关于“史学是什么”，更是近代以来所兴起的一场热烈而重要的讨论，它指引着史学走上“专业化之路”。史学的特性是什么？它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现代社会学科分类下的治史者如何读书，如何择取材料，如何激发问题意识与学术思考，进而怎样利用史料，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规范历史写作，都是目前“专业化之路”上诸求学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书旨在从细节处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与初学者一同孜孜以求，步入治史的门径。

研究生入学以后，指导
教师通常要向他们交代一些
读书和写作的“注意事项”。
出于这种考虑，多年来我和
同事们一起开设了一门类似
“史学方法”的课程。后来，
我想单独为博士研究生讲这
门课，不料患上了严重的咽
炎，迁延不愈，一时无法正
常讲课，只得用了一年多的
时间，将原来粗略的讲义整
理成文，供同学们阅读和讨
论，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的
初稿。我自知缺乏“理论思
维”的素质，向来不敢涉猎
史学理论问题。本书的内容
大多取自往哲时贤的著述和
经验，在我个人相当于一份
读书笔记，对读者则或许能
起一点资料汇编的作用，借
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殊不
足言著述也”。这大抵也接
近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
种修养、经验和技艺的综合
体，如果脱离治学经验和典
范之作来讨论方法，就容易
沦为空谈。
书中引述了大量他人的
言论，涵盖古今中外。各位
论者的思想背景和言说语境
各不相同，将他们的言论条
贯于一个系统当中，不仅显
得牵强而芜杂，而且可能导
致曲解和附会。考虑到这种
风险，我对引文尽量做了鉴
别和取舍，但肯定还会有不
少可商或不当之处。对于有
些理论，特别是欧美的历史
哲学，我在整体上难以领会
，或者不能苟同，但只要发
现其中有某一点可取，仍然
不忍弃之不顾。对中国古代
史家的文辞，我也抱同样的
态度。虽然他们的观念和方
法可能已被超越，但他们的
著作中仍有不少富于启示的
见解。这使人想起了钱铺书
先生在《读《拉奥孔》》一
文中提到的一个比喻：“被
破坏的庞大建筑中，不乏可
用的好材料。”同时，我还
用了某些论著中的材料作为
反面的例证，但绝不等于全
面否定这些论著的价值，读
者幸勿看成是“多讥往哲，
喜述前非”。另外，我个人
对美国史和美国史学所知略
多，因而书中引用了较多的
美国材料，可能会带来一定
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本书的前身既为讲义，
历届听课的研究生在课堂上
的讨论问难，就对我的思考
和写作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没有他们的追问和激励，
本书就可能不会有现在这种
面目。特别是董瑜、冯志伟
、李宝芳、李昀、梁红光、
刘凤环、欧阳惠、裴艳、孙
洁琼、谢文玉、叶凡美、袁
靖、张世轶、周学军、左晓
园等同学，参加了以本书为
基础的两轮讨论课，提供了
不少有见地的想法，校出了
许多文字上的错漏。本书的
写作还得到了多位同事和朋
友的帮助。韩铁教授、李翔
海教授、孙卫国副教授、王
利华教授、王立新教授（南
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和张
荣明教授拨冗审读了初稿，
并参加了专为本书稿召集的
座谈会，指正多处讹误，提
出了不少有益的修改建议。
乔治忠教授就书稿中涉及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实与论点
多所指正，复旦大学的陈新
博士在欧美史学理论方面提
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建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资料中心
的侯咏梅主任和杨永明副教
授，为我借阅图书资料提供
了很多便利。陈启云教授赠
阅他近期发表的有关论著，
使我深受启发。赵伯雄教授
经常为我答疑解惑，并介绍
了多种资料的线索。孟昭连
教授多次协助从古籍数据库
中检索引文的出处。李翔海
教授惠赠大作和其他书籍，
并就不少问题赐以高见。韩
铁教授、王立新教授（北京
大学）、张晓莉同学和在美
国执教的张聪博士，帮助复
制了不少重要的资料。罗宣
副教授提供了关于电子史学
资源的资料和见解，并协助
查找了多种英文文献。李治
安教授、刘集林副教授、乔
治忠教授、孙卫国副教授和
朱宏斌博士赐阅了自己收藏
的多种书籍。陈恒博士、乔
还田先生、王秦伟先生在出
版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谨
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忱。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与瞿
林东教授、桑兵教授、王希
教授、徐国琦教授等师友的
交谈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
灵感；书中有些材料系从他
人论著中获得线索后查找而
得，不少论点也得益于阅读
有关论著所产生的刺激。在
此谨向这些学者表示敬意和
感谢。最后，还要一如既往
地感谢我的家人，她（他）
们的理解和支持，始终是我
读书和写作的巨大动力。
有人说写历史是一种冒
险，这话的确有一定道理。
史家手里只有一些残缺而零
星的史料，只能依靠个人有
限的知识和经验，而要极力
讲述和解释发生在遥远而陌
生的过去世界中的事情，难
免在知识和方法上落入各种
陷阱。照这样说来，讨论写
历史的技巧，也许是一种更
大的冒险。因此，对于一个
敏感的“史学方法论”的作者
来说，伴随书稿杀青而来的
，可能是一种难以释怀的不
安。好在学史的人心里都清
楚，对方法论之类的书籍不
可抱有过高的期望。从前辈
大家的治学经验和自己的研
究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肯定
会超过任何方法论读本。
2006年8月于天津

第一章 史学的特性
不论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对于这个学科的特点，对于自己工作的性质，多少都应当有一些了解。在其他一些学科，虽然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并非漠不关心，但他们很少纠结于本学科“是什么”这一类问题，更没有像史学界一样，反复就“历史学是什么”掀起热烈的讨论。历史哲学家和专业史家都曾为此花费不少笔墨，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近几十年来，欧美史学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个话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由此出现多种不同的新说。反复纠缠于这样一个“入门”话题，难免使初学者感到费解和沮丧；不过，这也说明史学可能确实具有某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初学者既有志于治史，就有必要明了史学的特性以及它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对于理解和奉守专业主义原则，选择适当的研究路径，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或许是一件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
一、专业化之路
史学乃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如此，在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是这样。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1在欧洲，只有史学、数学和天文学在成为制度性的学科以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两千多年。2而且，史学还孕育了其他一些新的学科，因而有“母学科”（mother-discipline）之称。3但是，史学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学科，又是相当年轻的，与众多后起的学科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在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中，史学长期没有独立的身份，写历史的人大多是业余爱好者。换言之，史学长期只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个学科。史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或学科化（disciplinization），最先在19世纪出现于欧洲，进入20世纪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理念、专业规范和专业技艺，大多也是在专业化过程中或专业化完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自上古便有史籍留传，而史之为学，则是汉代以后的事。古代史官的主要工作，是记录上层当权者的言行，所谓“君举必书”，“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4但记史不等于治史，史官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他们所留下的记述，自然就不能算作史学论著，而只是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简”。在史学的形成中，司马迁和班固厥功甚伟。清人钱大昕评论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6不过，在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史学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汉书·艺文志》梳理古代学术源流，依循刘向、刘歆父子把《史记》归入“春秋”的先例，将多数史籍列在“春秋”名下，而未专设史学一目。1三国时魏人荀勖作《中经》，把书籍分成甲、乙、丙、丁四部，史籍归入丙部，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东晋人李充整理各类书籍的目录，调整了乙、丙两部的位置，将史籍置于经书之后。到梁元帝时，已有“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目。2这反映了魏晋时期“经史”分离、史学独立的实际。3《隋书·经籍志》依例而行，用经、史、子、集“总括群书”，以史部居次，进一步肯定了史学地位的上升。《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著作817部，共13264卷；若包括亡佚书籍，则卷帙更为浩繁。4从东汉到唐初，民间史家也为数众多，富有文学修养的文人撰史成风，即便官书正史，也多由文人主笔，史官的地位随之下降。从唐朝开始，国家控制正史的编纂，官修国史成为定制。唐宋是古代史学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个时期，不仅史书的纂修富有成绩，而且在体例与理论上也有新的变化，专业技艺和规范随之发展。但严格来说，修史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古代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间，在内涵、范式、材料、方法和旨趣各个方面，均有许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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