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对古代小说的形成与起源有不少争议,如“史传说”“诸子说”“神话说”“方士说”“稗官说”等等。刘向、桓谭、班固、徐干等的所谓“小说”要义有四:一是议论,二是故事,三是“不入流”,四是娱乐。就古代谐谑小说而言,娱乐是必不可少的原动力,而幽默作为笑的艺术,与小说“说”(《说文解字注》解“说”为“释,即悦怿”)的结缘,也是一种必然。在小说研究越来越精细的今天,研究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谐谑小说,对古代小说的形成与起源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通过对《笑林》《启颜录》《艾子杂说》《古今谭概》以及明清小说谐谑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的阅读和思考,深切感到娱乐的魅力和小说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关于谐谑小说的界定,拙著从“辨体”角度分析了谐谑小说的外延与内涵,采纳了《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的说法。中国古代谐谑小说不胜枚举,选择了不同时期典型的谐谑小说进行论述,对谐谑小说的各个不同阶段发展情况进行了历时性、共时性考察,考察谐谑小说的发展流变、审美品格、文化意蕴以及谐谑题材传播、接受与技法演变情况,应用叙事学、传播学、类型学综合评价谐谑小说的主体、文本以及传播空间发生接受的文化内涵。
绪论
第一章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汉魏六朝娱乐观念与谐谑小说的形成
第二节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中的隐语艺术
第三节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的游戏娱乐风貌
第二章 谐谑小说体裁与批评
第一节 邯郸淳《笑林》与“笑林体”
第二节 刘勰《文心雕龙》论谐谑小说
第三章 隋唐五代宋谐谑小说的拓展
第一节 隋代文言“谐谑”小说的发展
第二节 宋代寓言体谐谑小说的寄喻
第四章 明清谐谑小说的生态与技法
第一节 明代文言与白话小说的交流融合
第二节 明清小说中谐隐动作型隐语的演变分析
第三节 笑话在明清小说的传播
第四节 关于《丁祭弹文》
结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中国古代谐谑小说研究》:
《喻世明言》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入话,取《古今谭概·颜甲部》第十八“聂以道断钞”,其前源性文献是元代杨璃的《山居新话》,据杨璃自序“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积岁月而成帙”,“其不敢饰于文者”,“为他日有补于信史之一助云尔”。冯梦龙在整理笔记小说时,敏感地发现这则捡钞人与失主争讼的故事,除了史料价值之外,亦具小说韵味,归类于《古今谭概·颜甲部》第十八,在其自序中对“冒而不革,习与成昵”,目为“天下极无耻之人”。“聂以道断钞”成为《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入话故事,显示了冯梦龙与说书人不同的文化素质与优势,而叙事焦点从“能剖人间暖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的聂以道转换成“少年聪明,专好辨冤析枉”的陈御史,叙事上从“三十锭讹诈十五锭钞票”小小的断案故事人话,引出“江西人鲁廉宪子学曾冤狱事”被昭雪的公案故事,归为为官要政治廉明、公正断狱的一类母题。对恶人梁尚宾图谋钱财、贪图美色的丑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结局不仅要梁尚宾接受正义与法律的惩罚,甚至还要进一步强化,接受子孙断绝的惩罚,让他的妻子田氏改嫁鲁公子,让她的贞操也被鲁学曾占有和破坏,以此来实现“淫入妻女者,妻女必被人淫”的因果报应。惩罚程度确实加深了,然开出的惩罚结果却有几分稚拙,带有闹剧性。“聂以道断钞”与“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都写了作恶者动机与结果的事与愿违,在对惩罚结果机智的调侃中,看出创作者对“冒而不革,习与成昵”“天下极无耻之人”的厌恶与痛恨,道德与礼教的训诫意义也得到了彰显。同时为了迎合市民趣味,同样失身于梁尚宾的两个女性,一个是大家闺秀顾阿秀,小说虽然以“贤惠女”“志气过人”等词语来赞美她,而隐含作品中的叙事却是大家闺秀的牛心古怪。秉承着对大家闺秀遵循礼教的高标准、严要求,顾阿秀被骗失身,作者为了完成对女性贞操观的教育,让她深明大义,选择羞愤自杀,以结束生命来自行实现对自身失贞行为的惩戒,而对市民之女梁尚宾妻田氏,却任其自行改嫁鲁公子。小说语言并不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对应统一、规定明确的结构,读者在对两位女性命运的阅读解码的对比中,却能读出另外一种文义:大家闺秀顾阿秀那种对生命道德化、生活异己化、行为自觉化的贞操观念是多么迂腐,而市民之女田氏随分从时,不拘道德说教,故能有个喜剧的结局。田氏的喜剧和大家闺秀顾阿秀的悲剧,凸现出市民色彩悲喜交汇的风格。冯梦龙通过小说语言层面上的话语结构和建构,文本话语的解码活动,对晚明社会思潮下新的文化变革因素,即男女私情文化新质有了全新的思考与解构。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出自《警世通言》第五卷,据谭正璧考其故事情节是《还金得子宝卷》与《昧心恶报宝卷》的合刊。《佛曲叙录·昧心恶报宝卷》写金钟性情悭吝,见妻斋僧,便生恶念。到药店买了些砒霜,和人面中,做了四个烧饼,预备送给和尚吃。那和尚一时因病未吃,恰好金钟二子到寺中游玩,和尚便把饼给了他们。二子吃了,一时俱中毒而死,其妻亦啼哭悲伤而亡,金钟终于对众忏悔了一回也自杀了。《佛曲叙录·昧心恶报宝卷》宣讲佛经多围绕善恶报应,故事被冯梦龙收入《古今谭概·贫俭部》第十三“吝祸”后,叙事主题发生变化,叙事中心在于因“吝”致祸。关于俭吝,冯梦龙认为应该分开看,因贫而俭,不叫吝,而有些人堆金如玉,却与贫乞儿无异,是性格导致的,这种人因吝而致祸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在“吝祸”这则故事里,首先交代叙事背景是“金华有豪民李甲,克众肥家”,李甲并不贫,因为性格的吝,毒死了自己的二儿,故日“吝祸”。冯梦龙在整理佛经宝卷的故事时,已经不局限于善恶本身的行为,而是进一步深入思考善恶的因果关系,并将这一思考建构到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在小说人话里,极尽夸张之能事,家财万贯的金员外性格是如何吝啬,并饶有意味地插入金员外生平的“五恨”与“四愿”,因为这“五恨”与“四愿”得不到满足,所以数米而炊,称柴而爨,被乡里称为金冷水或叫金剥皮,因为他的吝啬,本要药死僧人,结果药死了自家二儿。讲完这个人话故事后,插入一段说书人的议论:金员外因为行恶拆散了一家骨肉,接着讲一个人因为行善周全了一家人。正话取自《还金得子宝卷》,入话与正话都用宝卷的故事进行反向组合,从而深化了“世间果报昭彰,天理善恶分明”的主题,“害人反害自家儿”,“立心卖嫂反输妻”的因果令人感慨,劝说世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冯梦龙由于整理编辑《古今谭概》等文言小说,既积累了许多可笑的人与事的素材,又通过对《古今谭概》的评点分类,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诉诸理智思考,选择具有讽喻哲理且“笑果”显著的笑话,因而拟话本“三言”的入话或头回比起宋元话本,更带有哲理的说教意味,使得本“谐于里耳”的话本,具有了亦庄亦谐的叙事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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