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又是一个创作形态非常丰富的作家，除了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批评写作，乃至翻译实践和外国文学研究都达到相当水准，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色。本篇收录了十余篇讨论周立波的生平道路、思想脉络和创作演变的文章，以此可以更深切地把握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经历了哪些形态变化、产生了哪些经验遗产，又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与挑战。这些形态变化和经验遗产的特别价值，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和构想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又可以提供何种思考资源。

何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成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革命史、文学史、思想史。近期发表《“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讲话>的挑战与“社会”的生成——从<暴风骤雨>和<种谷记>座谈会说起》等论文。

“名著”与新形式的探索
——从《周立波延安鲁艺讲稿》展开的讨论
刘卓
房东叙事与“新的群众时代”的文艺
孙晓忠
论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叙述与形式
李国华
《讲话》的挑战与“社会”的生成
——从《暴风骤雨》和《种谷记》座谈会说起
何浩
重审“红色经典”的生成过程
——解读《暴风骤雨》的一种路径
梁帆
自然历史的“接生员”
——周立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
朱羽
“信任感”与“心宽路远”
——《山乡巨变（上部）》的现实理解和生活感觉
程凯
“视点变调”里的社会主义民主：
对周立波《山乡巨变》（上部）叙事形式的审美政治解读
谢俊
“把群众的化为自己的”
——从《山乡巨变》续篇看周立波的“风格”
全亚兰
在美学风格的背后
——《山乡巨变》的成就与成就中的问题
李娜
《山乡巨变》：革命“深处”的潜流
李哲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重读《山乡巨变》
萨支山
当中间人物遇到“经济主义”
——谈《山乡巨变》中的集体劳动过程和中间人物塑造
高明
谁是社会主义农村的好干部
——从《山乡巨变》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关系谈起
夏天
“小说还乡”中的精神和美学转换
——从周立波晚期短篇小说谈起
何吉贤
后记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
”，是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的中青年学者为核心，
众多高校和文学研究机构的
师生参加的学术研究团队，
成立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读
书会有一个“社会史视野下
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研
究、思考方向，重点讨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以
后的文学经验。自2014年
起迄今为止，已经重新研读
了赵树理、丁玲、柳青、李
准和周立波。为推进研究，
读书会形成了一系列常规操
作方式：首先，到作家当年
活动和工作的地方做实地考
察，增加感性认识。其次，
师生协力，努力搜集与作家
相关的所有材料和已有研究
成果，并从中划分出几个重
要话题，进行多次集体讨论
。再次，召开向学界充分开
放的会议，在更大的范围内
交流论文、思考。会后回顾
各种讨论，召开对会议的消
化会。最后改定各自的论文
。把集体活动和集体讨论有
效纳入学术研究的进程中，
构成读书会的一大特色，这
在国内学界是少有的。针对
周立波研究，读书会实地踏
访最早的探索者何吉贤在
2012年就访问了黑龙江尚
志市元宝村；2014年夏确
立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
现当代文学研究”思考计划
后，读书会当年秋天就组织
了对周立波故乡湖南益阳的
参访；2018年夏读书会的
一些骨干由《丁玲传》作者
之一李向东老师带领，去了
黑龙江元宝村。原本计划的
再访湖南益阳的活动，由于
新冠疫情被迫终止。也是由
于疫情的影响，集体讨论不
得不在线上进行，这倒给了
不少北京之外的师生旁听的
机会。我也全程旁听了读书
会九次线上周立波讨论，每
次短则四五个小时，长则七
八个小时。其内容不仅有文
学性较强的周立波在鲁艺教
授文学名著课程，周立波的
苏联文学翻译和他自身创作
关系的讨论，也有看起来似
乎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的周
立波作为翻译陪同外国人走
访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边区
，以及跟随王震的南下支队
转战华南的经历，更有把周
立波的经历与写作和政治运
动高度结合在一起的话题：
东北土改和《暴风骤雨》，
合作化运动和《山乡巨变》
。对于后二者而言，读书会
不仅讨论当时的政策及其变
化，政治行动的理解、推进
和自我调整，报刊对运动的
记载，还将周立波之外的其
他人物对运动的读解和反应
，民风民俗和运动的关系等
，都放入视野之中。
这大概就是读书会所倡
导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学
研究吧。直观地看，是要重
建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作家作
品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如
何重建关联性是需要辨析的
。它容易令人想起社会历史
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即经
常用一种抽象的历史“本质”
来取代对特定时期历史情境
的讨论，进而将这种“本质”
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
理论有充分的理由反叛这样
的决定论观念，因为它几乎
没有给感性生活世界留下空
间。时至今日，拒绝讨论文
学和社会历史政治关系或者
充其量将它当作“外部规律”
，其理由依然是为了保护审
美的独立、个体心灵的自由
。在这样的理论主宰下，文
学的“外部”，尤其是政治，
对文学而言所起的作用只能
是负面的、损害性的。这种
观念在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中国文学的时候似乎颇有
解释力。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在
20世纪80年代文学氛围里
成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
的态度，总是漫不经心和三
心二意。有时也会为赵树理
、浩然小说中的某些细节，
为贺敬之、郭小川的某些诗
歌而心动，但不太有兴趣思
考为什么会心动。总体上，
我们认定这只是一些特定时
期的文学现象，稍有亮点也
并不稀奇，与真正的文学没
有什么关系。但周立波的位
置有点特殊。阅读周立波的
《山乡巨变》和他的众多短
篇小说有特别的体验。那种
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只要
看一眼就不会忘记。我曾在
一篇对话里说：“只要稍微
读一点周立波，就可以感应
到他写作实在是一片新天地
，他写农民，如同写自己的
父母，写自己的亲戚、隔壁
邻居一样，透着亲切感。”
我当时甚至觉得，周立波的
短篇小说与20世纪80年代
以来评价极高的汪曾祺作品
，在形态上有不少相似，比
如方言的使用、散文的结构
、诗化的意境，以及对民风
民俗的重视，对劳动者职业
能力的欣赏等。而且在表现
普通人的精神方面，周立波
恐怕更胜一筹。所不同的是
，在周立波那里，始终存在
着一种总体的视野，一种从
历史进程角度来理解当时社
会诸种情态和矛盾的意识，
一种对未来远景的信念。他
的众多短篇仿佛是围绕在《
山乡巨变》周边的点点风景
，只有通过“巨变”这一总体
视野，才能得到根本的理解
。但是，站在“纯文学”立场
看，总体视野本来就是多余
的，其实际作用只能是负面
的和损害性的，周立波受此
缠绕只能体现为历史的局限
性，而周立波审美魅力的独
特性实则表现为，在“主流
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之
间，周立波通过情节和对话
等方面的设置，不断偏离前
者，与前者保持距离，而让
自己置身于后者的世界中。
这样的解释，一定程度上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