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回顾了苏秀数十年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经验和心得，非常生动可读。

苏秀，著名配音艺术家，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导演、演员。1926年出生于长春，1931年迁居哈尔滨。1950年起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1984年退休后在上海电视台和上海电影资料馆任译制导演。现居上海。
苏秀是中国第一代配音表演艺术家，她用声音塑造的外国影片中的经典形象不计其数，并以出众的才华执导了一百多部译制影片。配音代表作品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第四十一》、《孤星血泪》、《化身博士》、《红与黑》等；译制导演代表作有《虎口脱险》、《阴谋与爱情》、《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远山的呼唤》、《我两岁》、《天鹅湖》、《冰海沉船》等。

增订版序 有你们的存在，才有这一切
初版序 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1 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
为“四人帮”唱堂会
内参片正式开工
气死“日活”
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
演员组的体育比赛
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第二次领奖
电视译制片专业座谈会
上视译制部创业伊始
《血的锁链》与“黄埔一期”
2 我的前辈，我的伙伴
陈叙一——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的考官卫禹平
故事片的前辈们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姚念贻与张同凝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胡庆汉、杨文元和我
“知识分子”富润生
戏说于鼎——“一将功成万骨枯”
李梓——我们的当家花旦
尚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赵慎之——她说我“盗名窃誉”
传奇人物潘我源
刘广宁——观众心中的公主
六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配音王子童自荣
我的忘年交施融
曹雷——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
七八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注重学习的孙渝烽
沈晓谦——灵光一现的过客
大器晚成的林栋甫和少年成名的金琳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狄菲菲——天生丽质难自弃
3 我的每一次“人生”——我扮演的角色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
我的每一次“人生”
我为褒曼配音
从艾司黛拉到哈维夏姆小姐
叛逆玛季德
野心家高须相子
约安娜，灵与肉的冲突
苏联的新浪潮影片
白云、苍狗，倏忽万变
非同一般的人物关系
《红莓》为囚犯立传
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
4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导演札记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
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
译制工作为什么那样使人着迷
细节的真实
话筒前的心理学
酷暑、桃子、十七号片
关于《雾之旗》的回忆
李梓配男孩的风波
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
两只可爱的小松鼠
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
该怎样看待《砂器》的男主人公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以及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幕后戏
全新样式的反法西斯影片
看了译制片才全懂了
人的高贵与尊严
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
“远山”在呼唤什么
一个婴儿的独自
令我倾心的《沙鸥》
作家电影《广岛之恋》
精致的《格洛丽亚》
5 余音袅袅
我们厂，我们的大学
闲话台词
译制片研讨会
我的仲夏夜之梦
重回话筒前
刘广宁“省亲”
老尚，你安心地走吧
邱岳峰落葬
那些故事片演员
孤雁失群
洛阳城东桃李花
她们都出身名门
明朗的天
命运掌握在谁手中
我家的“一片红”
七十五岁学电脑
馒头夹白糖
在陌生人之间
我奉献给你们的礼物
总会遇到“同志”
烛光晚餐
6 附录
你好！苏秀老师／童自荣
初版后记
苏秀作品年表

有你们的存在，才有这
一切
二〇〇五年《我的配音
生涯》在上海书展面世以来
，转眼快十年了。
这十年来，有一个很奇
特的现象。那就是译制片在
现实生活中，越是受排挤，
受冷落，译制片的爱好者就
越是热情。
那些粉丝平时隐藏在茫
茫的人海之中，谁也无法分
辨他们的存在。可在某些时
刻，他们就会像淋过了春雨
的秧苗，从土里钻了出来，
绿油油一片，无边无际。
二〇〇八年，邱岳峰的
墓自苏州迁回上海，我们原
想，几个老同事、老朋友举
行一个小小的落葬仪式。没
想到，有些观众和媒体不请
自来，第二天，还在报刊上
发了消息。邱岳峰一九八。
年去世，快三十年了，观众
对他配音的无论是小偷还是
罗杰斯特，仍那么津津乐道
。
二〇一一年，《我的配
音生涯》有声版《余音袅袅
》在上海影城做了场影迷交
流会，四百本一抢而光，余
下的三百本也在网上瞬间售
罄。
今年初，李梓逝世。她
退休离厂已二十多年，近几
年又由于身体不好，绝少在
公开场合露面。我原担心观
众会忘了她。可她五日下午
去世，六日一早媒体来向我
邀稿的和采访的电话就铃声
不断。因为从五十年代和她
一起走过来的也只有我和赵
慎之了。我接触的各报都连
续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悼念她
的文章。可以说，是从未有
过的隆重。而就在去年，我
却听说，上海市区今后不放
译制片了，只有二、三线的
城市才放译制片，这真是个
绝妙的讽刺。
还有一件更加不可思议
的事。今年四月，北京几个
译制片爱好者，策划了一台
晚会。内容就是要我们几个
至今仍健在的配音演员（平
均年龄七十八岁），跟观众
见见面，说说话，一块儿回
忆一下过去的录音片断。在
国家大剧院九百人的戏剧厅
里，竟然卖了满座，票房超
过预期。尽管内容有些拖沓
，我们所受到的欢迎，掌声
和欢呼声，我想应该是空前
绝后的了。
最近，《文汇报》的记
者来采访我，只有三十岁出
头，还特别强调，随行的两
位新媒体摄像都是九。后，
主要的，他们都是译制片的
忠诚粉丝。他们意在告诉我
：老一代的粉丝，已经培养
出了新的接班人。
我想，这一切都明白无
误地说明了一点——
老厂长陈叙一带领我们
上译厂这个团队毕生所追求
的“还原原片”的目标，是选
对了的。
我们一生呕心沥血译制
的作品，是人们所需要的。
尤其令我们欣慰的是，
很多作品被你们珍藏在记忆
中。
正如我的好友施融寄自
纽约视频对观众所言：“有
你们的存在，再加上中国电
影市场对外的更加开放，译
制片也许有朝一日，会再度
辉煌。”
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
书《我的配音生涯》和我的
碟《余音袅袅》能再版的原
因所在吧。
苏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
日

《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为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译制片导演苏秀的回忆录，完整回顾了苏秀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曹雷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种种经验和心得，以及电影艺术的相关札记。同时收录作者的生活、工作留影，辅以译制片剧照，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真实记录记忆中那些“好声音”诞生的当下，为读者展现译制片黄金岁月里，艺术与人生的打磨历程。

少年时期的理想
我祖籍河北，一九二六
年生于东北长春。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东三省那一年我才
五岁。那时我的父母都在中
长铁路的学校当教员。九·
一八事变后，我随父母从长
春迁到了哈尔滨。他们在铁
路上收入比较丰厚，到哈后
还能以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座
两层的小楼，在南岗大直街
上。下面租给一家小饭馆，
楼上三间一厅自己住。后来
父亲失了业，把楼上一间也
租了出去，不过，我们在物
质生活上还算宽裕。
慢慢地我开始懂事了，
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
什么满洲人，知道日本是侵
略者，而不是什么友邦。我
自小功课好，而且对各门功
课都有兴趣，是所有老师的
宠儿。可上了中学，女中只
学一年数学，重点学缝纫、
烹调、家政，因为日本人主
张妇女要回到厨房去，所以
所有大学都不收女生。这种
帝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使我
切身感受到做一个亡国奴的
痛苦与愤怒。
那时我最崇拜的两个偶
像，一个是南宋的女词人李
清照，一个是波兰女科学家
居里夫人。因为她们也都和
我一样有着亡国之恨；另一
点她们都卓有成就，说明女
性不次于男人。我认为自己
只要有好的学习环境也会学
有所成，这就是我当年的人
生追求。
我有个音乐老师叫刘忠
，他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当
时叫“哈尔滨放送局”）组织
了一个“fy”合唱团。我上三
年级时，他挑选了我和另外
几个同学去参加了合唱团。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曾担任过
用徐志摩的诗《海韵》谱写
的合唱曲中的“女郎”的独唱
。这是我曾特别引以为荣的
事，至今犹记得当时的感受
。这使我开始钟情于音乐，
那时我看了多部音乐家的传
记，热望有一天能去上海深
造。我盼望着抗战胜利，那
时我将能在自由的祖国学习
音乐。作一个音乐家曾是我
少年时代最热切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进了
上影翻译片组。未能以音乐
为终身职业，始终是我人生
的一件憾事。我也像所有的
父母一样常常把自己未能实
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
后来我的小儿子侯牧人考进
了北京中央歌舞团，凭着他
在上音附小学的三年钢琴，
随后经过自学进修，成了一
名作曲家，也算是圆了我少
年的梦。
我总不能忘记当年我
在“fy”合唱团时的一位唱男
低音的电台播音员，名叫洪
维善，艺名陈沙。他常演广
播剧，有时也作广播剧的导
演。有一次，他忽然问我：
“想演广播剧吗？”我说：“
我不会呀。”他说：“不会，
我可以教你。”就这样我就
开始参加广播剧的演播了。
第一次我是饰演一个小侍女
，台词只有“是，太太”，“
好的，太太”。不久，我就
担任主角了。我至今记得我
曾在一部描写西施与范蠡的
广播剧中扮演过西施。那大
约是一九四二年，我只有十
五、六岁。一九四三年我们
还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演出
过几场舞台剧，一是曹禺的
《日出》，一是《沉渊》。
由洪大哥扮演《日出》中的
潘经理并担任导演，我和我
的高一年级的同学轮流担任
《沉渊》的女主角和《日出
》中的小东西。我各演出过
一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受
过正规训练，演戏仅是玩玩
而已。
一年后，陈沙大哥忽然
失踪了。全国解放后才知道
他去了解放区。他不在了，
我也就中止了广播剧的演播
了。不久，我也离开了哈尔
滨去北京读大学。但是，对
广播剧的爱好，却长远地伴
随了我一生。我最终选择了
表演艺术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应该说也缘于此。
上海解放后，我错过了
学音乐的最佳年龄，而且又
有了孩子。那时最迫切的愿
望是有个固定的工作，不再
作家庭妇女。因此当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
员时，我立刻就去应试了。
当时剧团有吴淞、欢子、梅
村等人，我们是上海解放后
的第一批广播剧演员。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陈
沙大哥不叫我去演广播剧，
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以演员
为职业。解放后也不会去投
考广播剧团和北京电影演员
表演艺术研究所，当然也不
会做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了
。所以，陈沙大哥应该说是
我业务上的启蒙老师和人生
的引路人了。
解放后，陈沙大哥在北
京空政文工团歌舞团任导演
。曾导演过轰动一时的歌剧
《江姐》。十年“文革”剥夺
了他的大好年华，“文革”后
他已到了离休年龄，许多设
想、抱负都只能束之高阁了
。前几年，我每去北京总要
去探望他。他跟妻子讲，当
年我还是个小姑娘，每当录
完音，他都送我回家，路上
经过一爿小店，总要买点零
食给我吃，冰淇淋啊、糖果
啊什么的。直到七、八十年
代，他还像个大哥哥一样，
每逢我一个人来去的时候，
他一定要送我到车站，看着
我上车，好像我还是当年那
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妹妹似的
。
尽管我少年时代的理想
未能实现，但我早年的向往
与机遇的巧合使我成了一名
译制工作者，并且热爱这一
职业。
令人羡慕的蓝布列宁装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
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
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
满二十四岁。看着满街红旗
，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
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
列宁装

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
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
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
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
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
自处，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
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
）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
“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
着人性的声音。
——陈丹青
多少人羡慕邱岳峰们，
他们用声音轻而易举地回到
过去的年代，混杂于市井人
群和达官贵人之问，他们出
现在那些人类命运攸关的时
刻，他们时而呐喊，时而低
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冷
眼旁观。他们就这样出入自
如地活了三辈子。
——崔永元
在那些干枯饥渴的年月
里，他们用声音让我们尝到
了甘泉的滋味，更留下水远
的美好记忆。
——曹景行
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堪
称语言艺术的雕塑家，是那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缪斯女神
，那是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
。
——曹可凡
对那些坚实的、饱满的
、精雕细刻的金石之音，我
们巾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
些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
——严锋
在我们厂的女配首演员
当中，苏秀老师是最聪明、
最富艺术悟性，能配戏又擅
导演的少有的能人。她对配
音事业的那份痴迷和忠诚，
爱憎之分明，目光之敏锐，
以及她生命中的非凡活力，
是罕见的。
——童自荣

第一次领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恰似一切都沐浴在春风之中，周遭一片葱茏。我们一行六人——领队柯刚、翻译陈涓（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乡村女教师》、《第四十一》等片的翻译）、导演寇加弼（也是以上影片的译制导演）、演员姚念贻、胡庆汉和我——喜滋滋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去参加文化部为表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而召开的授奖大会；同时也作为当然的代表，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柯刚（她是我们当年的厂长），我们都是被评选出来的优秀电影工作者。那时我和胡庆汉刚满三十岁，姚念贻稍大一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踏入电影界的年轻一代，能有这样的荣幸去参加如此隆重的大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
赵丹教我玩扑克
在去北京的卧铺车厢里，姚念贻和我恰巧跟赵丹睡对面铺。赵丹带了一副扑克牌，可凑不齐四个人，他跟我说：“小丫头子，你来和我打对家吧。”可我那时从来没玩过扑克，一点儿也不会。他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一学就会了。”他一面明着教我，一面暗中挤眉弄眼地用眼色指挥我出牌。不料被在一边认真观战的姚念贻发现了，她大叫起来：“哈，他们作弊，我看见赵丹向苏秀眨眼睛了。”她这一喊，我们的“阴谋”败露，几个人一齐开怀大笑起来。
赵丹是名扬海内外的大演员，解放前就已经是大明星了，可他没有架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大演员，倒像个最最普通的调皮而亲切的大哥哥。
在北京期间，我们从旅馆坐大巴去开会，那时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刚怀头一个孩子。他们一上车，赵丹就喊：“快让个座，孕妇上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弄得黄宗英非常尴尬，骂他“十三点”，可他愿意逗大家开心。
还记得“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和邱岳峰、赵慎之在我们演员休息室教乔榛、刘广宁、程晓桦等人跳交谊舞。赵丹来了，他穿了一件对襟的中式棉袄，一双中式家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也立刻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跳了起来。
如今，距一九五七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赵丹和姚念贻早已离开了人世，我已记不得那次在火车里一块玩牌的其他人，但赵丹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和我们大家一齐开怀大笑的声音，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生活的顶峰
在北京开会期间，下榻的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住进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卫生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高级宾馆。
一天晚上，熄灯很久了，我们都还没有睡着。姚念贻忽然跟我说：“你不觉得吗？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的顶峰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照我想，我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今后只要努力工作，前途正未可限量呢。可我没说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幸被她言中了。
她于一九五八年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她的预言是不折不扣地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至于我，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也由于不停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反右、下放劳动、四清、“文化大革命”……把大好时光差不多都消磨在非业务性的折腾中了。待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已是疾病缠身，年过半百，恰似一抹西下的夕阳，尽管看上去还有一片红光，可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坠落下去，完全黯淡了。因此，她的预言，在我身上也可以说应验了。
毛主席接见
开会以来，大家一直在猜测，在盼望，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
终于，有一天，会议的组织者通知大家，明天大家不要请假外出，穿得整齐一点，有重要活动。大家心里都明白，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几辆大巴一直把我们送进中南海的一个院落。院中摆着一排长凳和几排阶梯式的踏脚板，看来，主席是预备跟大家合影留念了。我们按规定排好队，站在长凳后面。长凳是给首长们和电影界知名人士坐的。这次被接见的人当中，除了来领奖和参加中国影协成立大会的人之外，还有全国的优秀放映员。
我们站好后，有人宣布了几条规定：“主席来了，大家站在原地不许走动，不许叫喊，也不许主动与主席握手。为了表达对主席的热爱，可以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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