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收入黄仁宇1987-1989年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三十余篇文章。各篇以历代的历史人物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及其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构成了与《中国大历史》不同却又相互补充的、另一种对中国历史的纵论和评价。
黄仁宇并没有用传统的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采用了相对“科学化”的分析手段，在讨论时格外注重经济税收、组织结构、气候地理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为很多历史事件赋予了新的解释。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于抗日战争时期辍学并加入国民党军队，1950年退伍后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等畅销书。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马迁和班固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从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光武中兴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淝水之战
北魏拓跋氏
从分裂到统一
隋炀帝
贞观之治
武则天
渔阳鼙鼓动地来
九重城阙烟尘生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黄巢
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
澶渊之盟
王安石变法
靖康耻
贾似道买公田
道学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元顺帝
大陆版卷后琐语

黄仁宇以专栏漫笔的形式，解读从先秦到元末的关键人物和时代转折。他没有用传统的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采用了相对科学化的分析手段，在讨论时格外诸种经济税收、组织结构、气候地理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为很多历史事件赋予了新的解释。很多看来不合情理的事物，在长时期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都有其不得已之处，耐人寻味。

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作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概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赢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六十六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七十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地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彼一时，此一时也”，这七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地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