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在对英贸易顺差的刺激下，鸦片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叠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与徘徊中，进行了抗争、学习、融合、改革与改良。外部列强势力犬牙交错、内部政治斗争拉锯不断、内外部战争频仍、洋务运动开启、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成长、民智渐开、工业发展……在各种驱动因素的叠加与聚合下，叠变继续。
然而，甲午之战的失败以及稍后列强强租胶州湾、广州湾等，深刻刺激了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罕见的奇耻大辱震撼了国人，谭嗣同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撼之后则是怀疑、彷徨、困惑与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是叠变的加速：维新变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所走的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与新生撕扯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人变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优势与劣势，困境与顺境。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明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近代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局？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驱动力是什么？引发中国叠变的各种驱动力是什么，是如何交织与叠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基于此，本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探索内在的政治演变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期以史为鉴。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自1840年至1915年75
年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
，可谓悬崖上走路，一步
三回头，步步惊心。
回望近两百年的历史
，历史主义地看，尽管有
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尽管有许多事原本可以做
得更好，但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的面貌在近两百年
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个
传统的中国渐行渐远，一
个现代国家虽然犹如遥远
的风帆，但毕竟已经露出
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
1840年之前的那个遥
远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
体中是体量最大、连续时
间最久的，由此也注定了
这个文明体的转型不可能
一蹴而就，像东邻日本那
样简单地脱亚入欧。
中国漫长历史的主体
就是农耕文明的发展史。
应该承认，中国的农耕文
明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拥有
过自己的辉煌。与农耕文
明相配合，中国很久以前
就构建了自己的宗法社会
组织方式，以及以血缘、
地缘为纽带的伦理价值。
进入帝制时代，中国社会
又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官僚
体制，庞大的士大夫阶层
为官僚队伍准备了源源不
断的新生力量，而社会也
因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渐渐
形成层次分明、井然有序
的“四民”结构。从今天来
看，四民社会将人们的阶
层几乎固化，龙生龙，凤
生凤，农、工两个阶层要
想获得改变，晋升为士大
夫阶层，需要几代人持续
不断地付出努力。在两千
年的帝制时代不能说绝对
没有，但毕竟是小概率事
件。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
，阶层固化让社会达成一
种超稳定形态，中国社会
两千年之所以只有改姓易
代的王朝更迭，而没有社
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四民
社会的阶层固化应该是其
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四民社会有其合理性
，但严重的阶层固化也势
必遏制社会的活力。士大
夫大多是前半生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等到鲤鱼跳龙门、金榜
题名后，余生即便有心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过
是内圣外王，忠君爱国，
将做官作为一个专门的职
业，极少有人能想到科学
创造、技术革新。工、农
两个阶层是当时社会的最
大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
末端，无知无识，辛勤劳
作，运气不错的或许能够
获得社会阶层的稍微提升
，但更多的不过是维持最
低限度的生存。至于商人
阶层，因为至少从汉代盐
铁会议开始，中国历代政
府便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
政策，关涉人民生存必需
的最大量日用品，诸如盐
铁、漕运、对外贸易等均
由官营，灵活的商人即便
积累了一些财富，但他们
对于社会变革、技术进步
也是无心无力。中国无法
产生“新教伦理”“清教徒”
，“先富阶级”之所以动辄
盛行奢靡之风炫耀消费，
这不是他们不懂积累和投
资，不懂将商业资本转型
为产业资本，而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结果。
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
延续着，直至大航海时代
到来，全球面貌发生变化
，中国也被拖入了全球化
的轨道。
大约从明代中期至18
世纪，中国在与外部世界
的接触与交往中，获得了
许多有用的信息，这也预
示着中国必将发生巨大改
变，与全球一致。我们今
天回望明清之交的那两个
世纪，可以清晰感觉到东
西文明的对流，中国不仅
接纳了西学东渐，让中国
的文明结构、知识生产方
式发生缓慢调整，诸如徐
光启、利玛窦等中西大儒
对几何概念的引进。另一
方面中国的人文主义也向
西方传递了自己的思想，
学术界比较趋于一致的看
法是，欧洲近代的启蒙思
潮中就有一些中国因素。
在物质交往方面，中
国的瓷器、丝绸、茶叶、
大黄等初级农产品更是借
全球化的东风所向披靡地
占领了世界市场，几乎成
为全球别无分店的垄断商
品，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明代中晚期开
始的白银资本，18世纪中
国社会的繁华，其实都是
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效益。
当然，也是中国人节俭、
聪明、勤奋的成果。
假如不是蒸汽技术的
出现，中国在那样的全球
化背景下一定会继续赢者
通吃，向全球释放中国的
物品，换回更多的银子。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英伦
三岛蒸汽技术的发现与运
用，让世界进入工业化时
代。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
人类历史大变局，确实是
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工业化形成巨大的产
能，巨大的产能需要巨大
的市场。但是中国在过往
几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中，
主要是世界消费品的生产
者、提供者，中国对西方
物品并没有太多的消费需
求，更没有消费冲动和消
费习惯。于是在18世纪，
中国的富裕达到历史高点
，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主要
贸易伙伴英国的贸易失衡
也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于1787年派遣
卡思卡特使团出访中国，
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
的外交关系，以便更方便
地处理双方贸易问题。英
国希望中国购买更多的英
国纺织工业品，让中英贸
易趋于平衡，至少不能持
续无限度地扩大失衡。公
平地说，对正处于鼎盛时
期的乾隆大帝而言，英国
的要求并非不可谈判。然
而遗憾的是，卡思卡特竟
然病逝于前往中国的途中
。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探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内驱力，揭示近代中国政治演变的逻辑，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历史的长江三峡，浊浪逐天，狼烟四起，却猿声依旧。
马勇老师是国内少见的有着深厚思想史基础的历史学者，他的作品既有宏大、深刻的历史叙事与洞见，又有温情、细腻的细节描写与共情力量，特别值得细细品读。
第1章
西风东来
一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长时期独立发展。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所谓的“中国”一直傲视亚洲，以“中央帝国”心态对待周边族群和国家。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各强国以血与火的武力冲击，现代工业和资本输入的经济冲击，强势科技的文明冲击，强行进入中国。中国的面貌由此改变，传统的农业文明渐渐让位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固有的生存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随着中国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渐渐告别传统，渐渐进入现代社会。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进入了中国，中国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约15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明孝宗弘治十年即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纳塔尔。翌年，达．伽马率领四艘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卡特，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了哥伦布1492年大航海追求的目标。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三年后，他们的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
葡萄牙人的东来不是中国人和西方的第一次接触，早在汉、唐、宋、元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的往来与交流。只是由于双方政治格局的变动，这种交流已经中断了相当长的岁月。在这些中断了解的年代里，双方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因而葡萄牙人的这次东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就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此后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演变，似乎都可以从这次接触中寻找到它的最初起因。
四十年后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他们又通过行贿的手段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开始与中国和平通商。毋庸讳言，这些西方人的主观目的并不仅仅局限在通商方面，而是为了在中国和远东掠夺财富，开辟新的殖民地。
踏着早期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亦蜂拥而至。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是欧洲宗教改革兴起之后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派别，他们为了弥补因宗教改革而兴起的加尔文新教所造成的损失，竭力主张借助新航路的开辟向远东扩展势力，创建新的更大范围的宗教社区。
耶稣会传教士带着《圣经》和十字架，在舰队和大炮的护送下开往远东，开始履行他们向地球的东半部传播“福音”的艰难使命。1541年4月7日，耶稣会创办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从里斯本启程，于1549年8月抵达日本。在那里，沙勿略遇到了他以前从不了解的中国人，给他的传教事业带来了新的启示。他不仅注意到每当与日本人辩论时，日本人总是乞求于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在涉及宗教问题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时也莫不如此，而且他发现中国人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特殊资质”，相信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一定会比在日本人中间更容易些。这一意外“发现”促成了沙勿略向中国传教的意愿，“为了达到目的，沙勿略不惜借助葡萄牙人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持”。1552年8月，沙勿略离开日本，抵达距广州三十海里的上川岛。此岛当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的一个贸易点，只有一片用树叶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条件十分艰苦，而且明政府此时困于倭寇的肆扰，复置浙闽巡视官，严禁外国人登陆。沙勿略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他在上川岛陷入困境，不久又害了一场热病，遂于同年12月3日病死该岛。
沙勿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但他的努力与热情激励他的同道终于撞开了中国的大门。1557年葡萄牙人抢占澳门后，耶稣会便以澳门为据点，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自卡内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后，耶稣会先后选派了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四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到澳门，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范礼安、巴范济先后在澳门死去。罗明坚于1582年得到广东地区行政负责人陈文峰的批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他在肇庆天宁寺居住并正式传教，此寺可称之为中国内地第一所耶稣会会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