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著名史家李埏、李伯重父子回忆自己的老师张荫麟、钱穆、闻一多、吴晗、方国瑜、韩国磐、傅衣淩、吴承明、何炳棣等人的文章多篇，对他们的品格、学识做出了生动而充满温情的描述，展示了“良师”与弟子们教学相长的动人经历；同时对他们史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做出了深入清晰的介绍，充分展示了“良史”的史识、史才与史德。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以及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成员。主要著作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000）、《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2002）、《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2003）、《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2010），以及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1998）等。

增订版序
初版前言
上编 李埏
张荫麟先生传略
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
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
心丧忆辰伯师
附录：记吴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教泽长存 哀思无尽——悼念方国瑜先生
下编 李伯重
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
永久的思念———追忆韩国磐恩师
哲人虽去，教泽长存——深切缅怀衣凌恩师
附录：《世界名人录》中的人物傅家麟
良师难遇——回忆吴承明先生
附录一：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吴承明先生学术上的大智大勇
附录二：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
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
附录：“做第一流的学问”——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附录 《春风化雨集》（名师书札）
钱穆致李埏（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廿六日）
钱穆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钱穆致李埏、王玉哲（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廿日）
钱穆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二月五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三月三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三月四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五月廿日）
张荫麟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七月廿八日）
吴晗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八月）
吴晗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吴晗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或十月）
吴晗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三月廿八日）
顾颉刚致李埏（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八日）
姚从吾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二月廿七日）
方国瑜致李埏（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五日）

十年前，我把先父和我
写的九篇回忆文章以及若干
信件编辑成一本书———《
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
八位著名学者》，由清华大
学出版社刊出。书出来之后
，受到社会的好评。在中国
教育新闻网主办、旨在“鼓
励广大教师阅读经典教育书
籍，感悟教育的核心价值和
目标”的评选活动中，本书
也入选，成为2012年“影响
教师的100本书”中的一本（
《基础教育论坛》2013年
第Z1期）。由那时到今天
，不觉十年过去了。在这十
年中，我也从花甲年代“升
级”进入古稀年代了。人到
了这个年纪，有时不免会回
顾自己大半生走过的路，回
忆过去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五代时人王定保在《唐
摭言·贤仆夫》中讲了这样
一个故事说：“李敬者，本
夏侯谯公之佣也。孜久厄塞
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
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
，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
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
？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
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
，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我也
不过是一个“穷措大”而已，
或者说得比较客气一点，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
除了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
外，我一辈子都在高校和研
究机构里，教书训徒，写一
些社会大众不读的文字，因
为实在太过于平凡，因此可
以说一生乏善可陈。不过尽
管如此，从我个人的内心体
验而言，我仍然感到我这一
生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一些
最好的老师，他们不仅教给
我如何追求我所热爱的学问
，而且也教给我在风云变幻
的时代中怎么做人。他们留
给我的东西，不仅对于我无
比珍贵，而且我觉得对于一
些像我一样不谙世事的“措
大”，可能也会有所启发。
因此，把这些已经逝去了的
经历写出来呈现给世人，应
当说也是有意义的。但是，
我虽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
教诲，但是因为自幼记忆力
甚差，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许多往事难以记住，加上
文笔呆滞，因此除了本书初
版所刊载的三篇文章外，一
直没有能够写出更多的回忆
文章。这次增订版的出版，
就是为了部分地弥补这个缺
憾。
初版所收入的是先父回
忆他的五位老师钱穆、张荫
麟、吴晗、闻一多和方国瑜
先生，和我回忆自己的三位
老师傅衣凌、李埏和吴承明
先生的九篇文字。这些文章
，增订版依然保留，未作改
动。增订版增加了我回忆我
的老师韩国磐、傅衣凌、吴
承明、何炳棣先生的六篇文
章。韩先生和傅先生是我读
研究生时的导师，是他们手
把手地把我这样一个没有读
过大学的青年带入了史坛。
吴先生和我的交往，我在本
书初版前言里已经谈到，兹
可不赘。何炳棣先生1986
年到昆明故地重游时，我有
幸拜识了他，此后即保持着
联系，特别是1988年我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
学时，他已移居加州尔湾（
Irvine），从而得以与他有
密切的往来，他给了我很多
指教，使我受益良多。
……
最后，增订版和初版有
两点差别，在此说明一下：
一、增订版中新增的几
篇文章都已发表，收入本书
时也未作大的改动。现将其
出处列出如下：
《永久的思念——追忆韩
国磐恩师》，《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
《哲人虽去，教泽长存
——深切缅怀衣凌恩师》，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1年第2期。
《良师难遇——回忆吴承
明先生》，《中国经济史研
究》2012年第2期。
《以学术为天下公器：
吴承明先生学术上的大智大
勇》，《中国经济史评论》
2017年第1期。
《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
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
生》，《中华读书报》
2012年6月20日。
《“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文汇报·学人》2017年
12月8日。
二、本书增订版所收回
忆文章所涉及的史家，因为
增加了韩国磐先生和何炳棣
先生两位，所以本书的副标
题，也相应更改为“学生眼
中的十位著名史家”。此外
，各篇文章的排列顺序，也
根据这些老师出现在学生生
活中的先后，进行了调整，
并将先父的五篇文章和我的
五篇文章，分别编为上编和
下编，以方便读者阅读。
三、我的几位老师均和
我有书信往来。其中韩国磐
、傅衣凌两位恩师，因为我
在厦大求学时可以常见，毋
庸通信；我毕业离开厦大后
，衣凌师不久即仙逝，国磐
师处，则因后来有电话可资
通话，因此通信也渐稀。和
何炳棣先生的联系，也多依
靠电话，信件不多。唯与先
父和吴承明先生的通信，长
期不断，即使我在海外时，
也时有书信往来，因此我保
留的先父与吴先生的来信最
多。先父手书，在本书初版
中已有一封，现补上吴先生
的手教一通，以资纪念（见
《良师难遇——回忆吴承明
先生》）。
李伯重
2021年9月1日于燕园

全书细节丰富，感人，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尚品格、深厚学养。本书初版被评为2012年“影响教师的100本书”，此次再版，由李伯重先生全面修订，并增补了将近1/3的内容。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和关爱，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的复杂经历，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和对信念的坚守。

张荫麟先生传略
一 生平述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从中国史坛上倏焉升起，又倏焉消逝。这在当时曾使许多人感到震惊和哀痛，在以后很久，也还有不少人为之叹息和思念。这颗彗星是谁？他就是现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张荫麟先生是广东东莞石龙镇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生于镇上的一户“书香人家”中。他还幼小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把他抚育长大。他的父亲既是一位慈父，又是一位严师。从他开蒙受书，便给他以严格的旧学训练，要他把“五经”“四书”“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一一熟读成诵。他天赋很高，有异乎常人的记性和悟性，对读书又特别爱好。因此，课业虽重，不惟不以为苦，且常常愉快地超过了规定的课程。到十六七岁他辞家赴北京时，他的旧学根底已经很坚实，知识颇为广博了。
然而，这还不是他少年时所学的全部。另一方面的学习，也许对他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对新学新知的追求。石龙镇这个地方，濒东江下游南岸，当广州惠州中权；广九铁路建成后，又为广州香港间一大站①。从这里西往广州，南下港九，舟车都很方便，因此常得风气之先，不似内地的闭塞。荫麟先生之生，上距戊戌变法七载，下距辛亥革命六年。变法的首倡者为南海康有为和新会梁启超；革命党的领导人为香山孙文。南海、新会、香山和广州、东莞，都属珠江三角洲，相距咫尺。以乡里壤地相接之故，这些地方的知识界多稔知康、梁、孙诸人的活动、言论、学术……受其影响也特别深。童年的荫麟先生，用心理学的术语说，是个“超常儿童”。他和许多成年人一样，争着传诵进步书刊，比许多年长的朋辈常有更好的理解。新思潮的洗礼使他很早就能出入旧学，不受传统局限。他特别喜好那“笔锋常带情感”的辟蹊径开风气的饮冰室主人的学术著作，每得一篇，都视作“馈贫之粮”，细加玩索，可以说，早在清华亲炙之前很久，他已经私淑任公先生了。
1923年秋，荫麟先生年十七，负笈北上，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那时梁任公正在清华主讲“中国文化史”课，所以他一入学便得亲受业为弟子。他素不喜交游，在校中惟与贺麟、陈铨相友善。贺麟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①贺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天晚上，梁任公讲课，“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问张荫麟是哪一位。荫麟立即起立致敬。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讲演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贺先生又说：“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学衡》的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员。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就我所知，荫麟先生确乎是“最向往追踪”梁任公的，但在学术研究上他真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做到了“当仁不让于师”。而梁任公呢，不惟不因此有慊于心，反而对他更加器重、奖掖。他们之间的师徒高谊，真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佳话啊。
荫麟先生在清华求学历时七年（1923-1929），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文化名城。当时，尽管军阀混战不休，但清华、北大等学术重镇仍能屹立不坠。在清华园里，有许多第一流学者和一批优秀青年，学术空气和各种思潮很活泼。荫麟先生生活其中，学业大为精进。他先后在《学衡》杂志、《东方杂志》《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论著四十余篇，甚得学术界的称誉。他苦攻英语，入清华才三年，已能纯熟地阅览英人典籍，翻译英文英诗。他的英语译文之典雅，曾受当代名家吴雨僧先生的嘉许。而此时的他，才是一个年方弱冠的青年呢。
以一个青年学生而著述如此之富，主要当然是由于他学力深厚，才思敏捷；但也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太贫寒了。据说，他幼时，家道已经中落。他到北京的川资，他的父亲几经筹措才勉强足数。入清华后，因为家庭供给微薄，常常是靠烧饼度日。为了解除经济上的困难，他不得不为文求售。1926年夏，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是长男，所以此后还得兼负教养诸弟之责。这样，卖文不足，只好到城里兼课，给一些广东学生补习英语。学生中有知名学者东莞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后来，他们间发生了爱情，结为伉俪。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