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瓦西列夫是国际历史学界公认的、20世纪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权威，其所著《拜占庭帝国史(精)》是在大量分析拜占庭的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又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撰写的一部经典著作。作者摆脱了以往研究拜占庭的政治军事传统，把拜占庭的文化成就置于与政治方面同等地位，全面阐述了拜占庭各方面的成就，堪称关于拜占庭帝国的百科全书；该书还涉及拜占庭与周边各个族群的交往，论述了诸多文明元素相互交融的进程。

前言
第一卷
第一章 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回顾
西欧学者
俄罗斯的拜占庭研究
期刊、主要参考资料和草纸文献
第二章 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至查士丁尼的帝国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
自君士坦丁大帝到6世纪早期的皇帝和社会
文学、学术、教育和艺术
第三章 查士丁尼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518-610年）
查士丁一世
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的统治
查士丁尼的直接继承者
文献、学术和艺术
第四章 希拉克略时代（610-717年）
对外问题
希拉克略王朝的宗教政策
军区制的起源和发展
混乱时期（711-717年）
文献、学术和艺术
第五章 破坏圣像时代（717-867年）
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
伊苏里亚王朝的继承者和阿莫里亚或弗里吉亚王朝（820-867年）
文献、学术和艺术
第六章 马其顿王朝（867-1081年）
王朝的起源
马其顿王朝的外交
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混乱时期（1056-1081年）
教育、学术、文学及艺术
第二卷
第七章 拜占庭与十字军
科穆宁诸皇帝及其对外政策
安吉列王朝的对外政策
科穆宁和安吉列王朝的内部事务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第八章 尼西亚帝国（1204-1261年）
拜占庭领土上形成的新国家
拉斯卡利斯朝的对外政策和拜占庭帝国的光复
基督教会与尼西亚帝国和拉丁帝国的关系
尼西亚帝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教育、学术、文学和艺术
拜占庭的封建制
第九章 拜占庭的灭亡
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对外政策
巴列奥洛格王朝统治下的教会问题
学术、文献、科学和艺术
拜占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附录
拜占庭帝国皇帝年表（324-1453年）
拜占庭王朝世系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我的这本以新的英文版问世的《拜占庭帝国史》已经
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它最早是以俄文写成，在俄国出版。
第一卷印刷于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和第一次革命的早年，出
版于1917年，标题是“拜占庭历史讲义”（十字军之前）
，没有注释。第二卷，分为三个部分：“拜占庭与十字军
”，“拉丁人在利凡特地位的动摇”以及“拜占庭的衰落
”，印于1923-1925年，附以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的参考文
献。俄文版现在已完全过时。
英文版首印于25年前（1928-1929年），分为两卷，
由威斯康星大学研究所出版。该书以俄文原版为基础，我
做了完整的校对、补充、更新。这一版本已经绝版很久了
。
1932年，我重新修订并扩展了原文，同年在巴黎出版
了本书的法文版，目前也已绝版。后来，我略作修改出版
了本书的西班牙文版（1948年，巴塞罗那）。本书第一卷
的土耳其文版本于1943年出版于安卡拉，是根据法文版翻
译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版本同样很快绝版，甚至作为
作者的我，也没有该版的原书了，只是在国会图书馆看到
了一本。
英文第二版是以法文版为基础的。但是，自1932年法
文版出版以来，已经度过了19个年头，在此期间，许多具
有重要价值的著作问世，必须将其吸收到新的版本中来。
1945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期望下，我为重新出版该书而
修订了原文，并添加了关于拜占庭封建制的一节。但在
1945-1951年，其他更重要的出版物问世。我曾试图尽自己
所能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但是，这种修订是个别的、
不系统的，我仍然担心最近还可能发现一些基本的漏洞。
在此前两年，我原来的学生，现在于鲁特格尔大学任
教的一位著名教授彼得·卡拉尼斯对我帮助甚大，在整理
参考书目方面尤其使我受益，因此，我必须，也十分欣慰
地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是，如同我在本书的英文第一
版的前言中所说，我的目的并不是列出一个全面的参考文
献目录，因此，在正文和参考文献中我只列出了最重要的
或最近出版的作品。
尽管我完全意识到我的作品之按年代叙述的体系有时
会导致严重的不便，但我在这一新版本中并没有改变它；
否则，我必须写一部全新的著作。
我衷心感谢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和地理系的教授罗伯
特·L.雷诺德先生，他在参与本书的地图编辑方面提供了
友好的合作。我也向埃德娜·谢泼德·托马斯女士表示衷
心感谢，她以极其细致的态度校订了我的手稿，并改正了
我在英文文字方面的不足。最后，我还应该感谢基蒙·T.
乔卡利尼斯为本书做了最为困难的索引编制工作。
A.A.瓦西列夫
顿巴登橡树园
哈佛大学
华席顿特区

A.A.瓦西列夫著的《拜占庭帝国史(精)》叙述了拜占庭帝国从建国至灭亡将近1000多年的历史，对拜占庭的建立过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整个拜占庭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之一。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品特别做了系统的介绍和理性的分析阐释，有助于读者把握这一脉络，寻找和搜集更多更好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的翻译，从策划到正式出
版，经历了30余年的“磨难”。看完最后的清样，颇有如
释重负之感，背负多年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了。
遥想35年前，经史学泰斗林志纯（日知）先生推荐与
斡旋，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往希腊进修拜占庭
史的学者，于1983年11月到达美丽的希腊北方历史名城萨
洛尼卡，进入亚里士多德大学，与我同行的有南开大学的
陈志强先生。当时我们雄心勃勃，满怀振兴中国拜占庭学
的“凌云壮志”——我们完成进修任务回国后，在《世界
历史》上联手发表“应该重视对拜占庭的研究”一文，署
名“凌强”，其意即在向学界同仁宣示我们的这一志向。
希腊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学员的学习，安排国际拜占庭学的
著名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I.Karayannopulos）教授作为
我们的研修导师。他给我们开出的第一批阅读书目中，有
两本参考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瓦西列夫的这本《拜占庭
帝国史》，二是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拜占庭国家史》（
该书由陈志强译出，2006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
阅读这些参考书开始，我们踏上了研习拜占庭史的漫长历
程。
在我留学希腊的两年（1983-1985年）时光中，除了
苦学希腊语，认真接触和感受饱经忧患沧桑、历史底蕴深
厚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希腊历史与文化外，把很多时间和
精力用于通读瓦西列夫的这本著作。现在想来，当时选择
精读此书，显然源于我们那个时代因接触苏联“马克思主
义史学”较多而养成的阅读习惯。瓦西列夫虽然后来定居
于美国（先于威斯康星大学，后人顿巴登橡树园）工作，
但其早年（1917-1925年）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大学任教
，这部著作的最初版本是他在俄罗斯授课时期完成的，其
研究思路和表述方式，更容易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且，
其英文译本文字洗练，简明清晰，相对于学究气更浓的“
正宗”英美学者的作品，更容易阅读和理解，非常适合初
学者作为入门书籍阅读。
在这两年间，我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初译，并在最初的
译稿上标注了许多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属
于对英文的把握，有些属于对作品涉及的历史时代和历史
事件及其背景的探究；最重要的，则是对一些从来没有相
应中文译名的专有名词的思量，即考虑如何找到恰如其分
的中文译名。
当时萌生的一个大胆想法，是日后把此书的译稿整理
修订成熟，争取在国内出版。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
的初期，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从事
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苦于研究资料欠缺，常常把出国
进修视为获取最珍贵史料的最佳途径。就拜占庭研究而言
，新中国成立40年，只有苏联学者列夫臣柯的一部《拜占
庭》（1956，1960年版）译著，相关资料和论文则是少之
又少。对我国世界史学者而言，不仅需要更多地引进西方
学术界的原典作品——限于经费，这一目标要经历很长的
时段才能实现——更应该积极地有选择性地翻译一些经典
作品，为更多青年学者和高校教师从事研究做一些奠基工
作。在那个时代，有机会作为第一批中国学者赴希腊研修拜占庭史，是我的“宿命”，而有机会将这部重要学术著
作译出来，介绍给中国学界同仁，则是“宿命”中的“使
命”。缘分使然，无可推脱。翻译此书成了我的学术之路
的起点。
1985年回国后，我首先完成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的总校订工作，此后在郭守田
先生和朱寰先生支持下，我向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提交
了《拜占庭帝国史》一书的选题论证报告和翻译申请，很
快获得认可。随后我便展开了对原译稿的全面校对与整理
，其中的繁复与艰辛，可谓一言难尽。
过去30余年中，作为“归国留学人员”，我在高校工
作经历的各种科研和教学工作压力，以及承担的各方面的
新的、紧急的任务，多少影响到本书译稿修订的进程；原
译稿中遗留的未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
广的视野；原书中各种语言如拉丁、希腊、法、德、意、
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语种所涉及的注释，以及参考
文献名称的汉译和理解方面的困难，对于译名、专有名词
的选择使用和全书的译名统一……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
都大大推迟了此书的出版。此书的第一任责编何渝生先生
未待全部译稿正式交付即驾鹤西去；但商务印书馆历史室
同仁对于选题的支持程度从未改变。
本书的成稿（手写稿）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
从手抄稿到手动打字稿，再到电脑书写稿的各个阶段。由
于本书翻译工作历时太长，图书出版印刷规则几经调整，
人名地名翻译也有新的统一规范，以至于整个书稿不得不
进行多次全面通校。本书成稿整理完成之后，曾长期在我
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间“内部传阅”，对他们完成学位
论文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这使我在久未出版的遗憾中也
获得了些许欣慰。
本书出版之际，我内心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日
知先生，正是他发展古典学和拜占庭研究的远见卓识和积
极筹划，促成了东北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连续两届

第一章 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回顾
西欧学者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紧密相连的。而拜占庭文献在意大利几乎无人知晓，人们也似乎没有发现有乐于了解它的明显迹象。这种忽视中世纪希腊文学的态度，由于人们为寻找希腊文手稿对东方的频繁访问，以及对希腊语言的全面研究而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但是，在14、15世纪，对于拜占庭文献的兴趣还仅仅是偶然的，比起对古典世界的兴趣来，则相形见绌了。
然而，到了16世纪，对拜占庭的历史和文献的兴趣，有了较显著的改变。在这个世纪里，拜占庭作家的许多著作（尽管重要性不尽相同，也未经精心选择）在欧洲的各个地区出版了：在德意志由希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在荷兰由慕尔西乌斯（Meursius）、在意大利是由两名希腊人——阿莱曼努斯（Alemannus）和阿拉提乌斯（Allatius）出版的。
法兰西的贡献
对拜占庭时期的真正科学的研究是17世纪于法兰西开始的。在路易十四的光辉时期（这一时期法兰西文学成了全欧洲的典范），拜占庭学识在法兰西得到了高度重视，国王、大臣、主教和民间的个人，竞相建立图书馆和收集原稿，学者们得到各种优待，受到重视。
17世纪早期，路易十三就将教会助祭阿迦佩图斯（Deacon Agapetus）给查士丁尼的教言由希腊原文译成法文。红衣主教马扎林（Mazarin）是一个书籍爱好者和孜孜不倦的史料原稿的收集者，他建立了一个收藏了许多希腊著作的丰富的图书馆。他死后，这一收藏转归巴黎的王室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是16世纪由弗兰西斯一世建立的；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贝（Colbert）也是王室图书馆的馆长，他不仅持续为图书馆增添文学宝藏，而且去国外收集手稿。18世纪，法兰西国王将科尔贝个人的丰富藏品收在王室图书馆中，其中有大量希腊文原稿。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了以令人满意的式样出版著名作者的著作而在巴黎创建了王室印刷所（卢弗尔印刷所）。这个印刷所使用的所谓的“王室希腊文”字体，以美观著称。1648年，在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庇护下的这家王室印刷所，出版了第一部拜占庭历史学家著作集。到1711年，已出版了这一套选集的对开本共34卷。这一编辑工作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哪一版本能完全替代它。当第一卷在法兰西出版时，法国的编辑兼学者莱比（Labbe，Labbaeus）对所有的拜占庭史爱好者发出了倡议，他强调了拜占庭这个东方希腊帝国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它的“历史事件之多是这样令人惊讶，它的多样性是这样有吸引力，持续时间之长是这样值得关注”。他要求欧洲学者们搜寻并发表湮没在图书馆尘埃中的历史文献，并承诺，这些人将得到“比金石更不朽的声望”，以此来鼓舞所有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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