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取材于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是了解中国与中国人的必读经典。

费孝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年度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8年在美国纽约获《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在日本福冈获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代表作品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
，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
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40
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
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
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
《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
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
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
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
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
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
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
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
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
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
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
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
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
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
，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
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
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
，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
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
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
，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
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
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
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
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
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
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
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
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
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
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
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
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
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
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
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
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
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
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
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
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
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
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
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
“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
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发
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
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
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
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
“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
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
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
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
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
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
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
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
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
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
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
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
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
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
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
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
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
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
《江村经济》《禄村农田》
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
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
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
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
，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
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
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
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
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
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
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
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
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
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
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
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
，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 这个名词来指称。
Ideal type 的适当翻译可以
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
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
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
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
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
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
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
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
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
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
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
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
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
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
要花一番功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
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
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
，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
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
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
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
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
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
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
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
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
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
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
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
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
子给书店罢。
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本书是社会学巨擘费孝通先生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费先生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写成，篇篇短小精悍，语言朴实却深沉精确；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它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解读传统中国的经典之作。

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
论文是从我过去一年所讲“
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
理出来的一部分。我这门课
程已讲过好几遍，最初我采
用美国的教本做参考，觉得
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
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
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
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
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
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
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
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
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
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
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
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
熟之境还远，但这也算是我
个人的一种企图。
以我个人在社会学门内
的工作说，这是我所努力的
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实
地的社区研究。我离开清华
大学研究院之后就选择了这
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
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广
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
活。那年冬天在山里遭遇了
不幸，前妻未获生回，我亦
负伤，一直在广州医院度过
了春天才北返。在养病期间
，我整理了前妻的遗稿，写
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
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
乡调查了一个村子，秋天到
英国，整理材料，在老师
Malinowski教授指导之下，
写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二十七年返
国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
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
，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
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资
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
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
》。后来得农民银行的资助
，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
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
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
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
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
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
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
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
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
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
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
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
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
业》《洱村小农经济》，史
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
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
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
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
《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
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
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
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
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版和
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国去
了一年，把《禄村农田》《
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土地
与商业》改写成英文，成为
Earthbound China一书，《
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三十三年回国，我一方面依
旧继续做魁阁的研究工作，
同时在云大和联大兼课，开
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
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
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
并开导实地研究。《生育制
度》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
，这本《乡土中国》可以说
是第二本。我在这两期的研
究工作中虽则各有偏重，但
在性质上是连贯的。为了要
说明我选择这些方向来发展
中国的社会学的理由，我不
能不在这里一述我所认识的
现代社会学的趋势。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
最年轻的一门。孔德
(Comte)在他《实证哲学》
里采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不
过近百年，而孔德用这名词
来预言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
的科学应当相等于现在我们
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斯
宾塞(Spencer)也是这样，
他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
象的总论。把社会学降为和
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
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
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
所意想得到的。
……
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
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
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
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
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
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
在比较研究中，先得确立若
干可以比较的类型，那就是
依不同结构的原则分别确定
它所形成的格式。去年春天
我曾根据Mead女士的
TheAmerican Character一
书写成一本《美国人的性格
》，并在这书的后记里讨论
过所谓文化格式的意思。在
这里我不再复述了。这两本
书可以合着看，因为我在这
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
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
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
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
通的。
我已经很久想整理这些
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的
材料，但是总觉得还没有成
熟，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去
年暑假里，张纯明先生约我
为《世纪评论》长期撰稿，
盛情难却，才决定在这学期
中，随讲随写、随写随寄、
随寄随发表，一共已有十几
篇。储安平先生约我在“观
察丛书”里加入一份，才决
定重新编了一下，有好几篇
重写了，又大体上修正了一
遍。不是他们的督促和鼓励
，我是不会写出这本书的，
但也是因为他们限期限目的
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
成熟之后才发表，其中有很
多地方是还值得推考。这算
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
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
了。
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于
清华胜因院
(据《上海观察社》1947
年版排印)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里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