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以山东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著作。有别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江南地区的情况，本书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因大运河兴起而繁荣的北方城市山东济宁，并注重将江南地区与济宁进行对比。济宁士绅在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中，展现了地方力量与国家权力的精彩博弈，也通过与“商”这个阶级的紧密联系，呈现出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城市化生活。本书丰富了读者对明清历史认知的面向，也为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补充。

自序：“思辨”的史学和“叙事”的史学
导论 中华帝国晚期地方精英与城市形态研究范式的检讨
一、楔子:郑与侨的济宁故事与本书的中心关注和主要线索
二、中国城市史的理论问题与研究状况
三、济宁案例的典型性与本书的设计
第一章 济宁的历史记忆、生态环境与大运河
一、在历史记载中定位济宁
二、在地方生态体系中定位济宁
三、济宁地区与大运河水利设施
第二章 大运河所驱动的济宁商业化与城市化
一、欧洲城市模式与城市化标准
二、明清时期的北方运河区域
三、明清时期济宁的商业化与城市化
四、明清时期区域视野和跨区域语境中的济宁
第三章 济宁城市形象的塑造
一、城市文化表征及其构建
二、园林、江南式景观、旅游文化
三、商品化城市生活
四、大众气质与信仰
第四章 济宁城里的士绅和其他居民
一、士绅社会与地方权力结构
二、城市精英在地方公共场域里的社会活动
三、城市共同体与社会结构
第五章 济宁城内外的国家与社会
一、济宁地区的国家机器
二、国家事务中的大运河和漕运
三、济宁地区漕粮的征收和运输
四、国家遇到社会
第六章 济宁城市的沉浮与地方精英的命运
一、动乱时期的城市士绅与地方社会
二、王朝重建后士绅的复杂态度及变化轨迹
三、地方传统的延续与变异
结 论 济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意义
一、“济宁经验”:地方认同、城市性、国家权力
二、延伸讨论:士绅社会、“地方自治”、“公民社会”
三、历史的回响:重建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本书的理念发展历程
历史是一种记忆，而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于记忆
的处理和表达有不同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做
明清江南史的硕士论文，取名《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
及其历史价值析评论纲》。如在“内容提要”中所云，
该课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凡，解析明清
江南商品经济结构，评估其历史价值”。十几年后我做
博士论文，矢志从具体的案例入手，以小见大，当然最
终落脚点还是在“结构”性的整体分析。这种重视大一
统国家力量的思路，其实与王国斌、彭慕兰等加州学派
学者所倡言的“政治经济”并无二致。而在我后来从社
会经济史向社会史的部分转向中，这种以政治—经济的
全国结构性分析为旨归的理路一以贯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北美为中心的中国研究，经历
了问题、热点、范式的多次转换。冷战时代，置于世界
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持续受到青睐，所以左右中国现
代命运的农村是研究的重心。而冷战后，城市史研究崛
起，开埠以来的上海等东南通商口岸在众多研究者那里
形成了另一种中国形象。
受到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做城
市史，但区域不再是研究成果丰硕的江南——在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区域是
社会史学者着力的重地。我沿循自己所称的“走出江南
”（beyond Jiangnan）的航线，指向北方，指向内地
，指向前现代。
虽然选择济宁有偶然性的因缘成分，但济宁作为一
座大运河港埠城市，其重要性的确远远逾出了城市本身
和其所在区域的藩篱，对其的观察有必要扩展到全国范
围的政治—经济构架内；而作为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有
力地介入地方生活，也为观察国家与社会提供了一个绝
好的舞台。并且，从较长时段考察济宁城市的历程，包
括明清易代、近现代转型在内，还可以深究社会形态的
延续与变革。
但即便研究对象自身具备“重要性”，也并不等于
研究本身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要性。济宁虽然曾经声
名远播，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知名的地方不计其数，
那么，研究济宁的特殊意义何在？我试图从不同的层次
论证该课题研究的意义（significance）：第一，从史
学（historiographical）上看，长期以来，不仅济宁
地区，即便开埠前的帝制时期整个山东的地方史，有分
量的研究唯有罗仑、景甦先生在1950年代做过的“经营
地主”课题和后来许檀教授以临清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
研究，所以我的选题案例具有某些填补空白的作用；第
二，从方法论（methodological）上看，我将济宁商业
化、城市化的动因归结为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大运河为
杠杆考稽济宁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沉浮，从而认为其地方
特性和城市认同并不尽然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
这正是如临清、天津、德州、张秋等因运河而勃兴的北
方城市或城镇的共同经验；第三，在思想
（intellectual）层次上，济宁的商业化、城市化途径
及其兴衰命运反映出国家权力和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显
示了在具有国家层面战略重要性的北方运河地区所普遍
呈现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丰富和深化了“国家—
社会”在中华帝国里错综复杂的互动表现和实质所在，
也蕴含着来自现实的人文主义关怀。
总之这是在为一个中国城市或地方立传，讲述一个
完整的故事及其意义，一如题目所示：“City, State,
and the Grand Canal: Jinings Id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 1289—1937”（《城市、国家和大
运河：济宁的身份认同与转型，1289—1937》）。博士
论文通过答辩后，我根据几个不同侧重点拆解出若干篇
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History（《亚洲历
史杂志》）、Late Imperial China（《帝制晚期中国
》，又名《清史问题》）、《历史研究》、《中国史研
究》等刊物上。
这次整理成书稿，为凝练主题我做了进一步压缩。
明清时代，抑或中华帝国晚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
依然故我，但某些可被称为“进步”的新气象出现在发
达地区，尤其是“空气使人自由”的城市和城镇。在那
里，地方精英势力相对庞大，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积极作
为不但主导了地方特性，如城市的性格和潜在走向，还
影响到了国家范围的某些结构性变化。所以在这部围绕
着济宁地方认同（identity）或属性的专著中，我聚焦
于城市精英——是他们在“经营地方”。他们之所以有
如此巨大的能量，与随着大运河通航以来的社会整体发
展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依然广泛涉及物质、经济、文
化、人口、社会组织、政治力量等各个方面和层面，仍
被定位为一项综合研究。
如稍后在“导论”所言，这项综合研究运用的是社
会史的方法。美欧学术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崛起的一个
机缘，正是为了纠正中华帝国的整体史与宏大叙事的缺
陷，即长期以来对“国家—社会”中社会一方的忽视。
而我本人所理解和认可的社会史侧重综合，特别是与自
己比较擅长的社会经济史的方法融合，并最后归结为整
体性政治经济的分析。
社会史提倡眼光向下。而“社会”在基层的代表

本书是基于“走出江南”的研究理念，以济宁为经验个例，士绅活动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史个案研究。本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阶级是如何对当地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施加影响，并使这种影响成为自身社会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助力的”。作者认为，大运河贸易的兴盛为当地士绅家族积累财富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而崛起的士绅通过城市空间的塑造、城市风气的引导、对政治文化军事等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式逐渐形塑出济宁独特的城市特性与地方认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士绅的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得以提升，他们形塑城市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争夺地区话语权力的过程。
当今学界的区域史、城市史、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岭南地域，作者另辟蹊径，立足大量一手文献，通过梳理济宁明末清初至开埠以来的历史演变，对济宁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形态、社会属性、文化认同及政治变革取向做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其又将作为北方运河城市典型的济宁与江南城市进行对比，展现了济宁不同于江南城市的城市化途径，以及北方运河城市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充分推进了学界对北方运河城市，乃至北方城市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