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于近代中国而言先行、先试于上海。万国商团是上海国际社区这个早期全球化空间中最具代表性的跨民族、跨文化的组织。上海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内政治嬗变在万国商团历史上皆能找到痕迹；中国亦可谓上海的一部分，国际社会权力消长，与各国侨民在万国商团中的表现，亦呈正比关系。本书以万国商团为例，以小见大，通过对万国商团演变过程、主要活动、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既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范式，亦不景从于“中国中心论”的诠释路径，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采取全球史视野鸟瞰近代上海，探究这座城市得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成因。

徐涛，祖籍山东五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上海市“晨光计划”“曙光计划”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眼于上海城市的历史嬗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2项，国际科研项目2项；已出版专著《孙中山与上海》《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等4本，主编英文论文集1本，参与编著10余本，发表论文70余篇。荣获“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术奖”一等奖、张仲礼学术奖等。

序一 熊月之
序二 朱英
绪论 最陌生的“上海人”（Shanghailander）
一、一条“马路”
二、两条路径
三、三种情形
四、全球视野
第一章 忽生忽灭
一、租界·成军
二、“泥城之战”
三、名存实亡
第二章 英式商团
一、工部局接管万国商团
二、枝附叶着：万国商团与英帝国
三、英侨武人
第三章 万国之名
一、化敌为友：华员群体
二、常备武力：白俄军人
三、其他民族属性连队
第四章 繁市隐忧
一、全新的《防御计划》
二、尽显疲态的万国商团
三、“中立”不立
四、两战之间
第五章 孤岛残兵
一、淞沪会战
二、为德不终：孤岛中的孤军
三、风声鹤唳的日子
四、大限已至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 万国商团历任团长
附录二 万国商团历年规模
附录三 万国商团历年经费
附录四 万国商团统辖作战单位列表（按时间排序）
附录五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gulations For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October 1922（《万国商团章程,1922年10月》）
附录六 《万国商团华队公会章程》
后记

熊月之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
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
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
。治外法权、战时中立是这
一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提，
华洋混处、面积广阔是这一
共同体存在的空间基础。上
海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发
轫于小刀会起义以后华洋杂
居局面的形成，正式启动于
同治初年上海成立中外会防
局，共同抵抗太平军，定型
于庚子事变时期的东南互保
运动，其突出影响表现为持
续增强租界“安全岛”功能，
强力保障上海枢纽港地位，
以及超常的自我增强功能。
以租界为核心区域的中外利
益共同体，是在中外关系磨
合中、经多种力量博弈而自
发、逐渐形成的。生于斯、
长于斯的各色人等，共同维
系着租界的安全稳定与持续
繁荣，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
上的一大奇迹。万国商团是
构成这一奇迹的重要元素。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形
成众多性质各异、大小不一
的利益共同体，有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等，
其中有些是自觉建立的，有
些是自发形成的。联合国及
其下属的各类组织，都是人
类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念
自觉建立的各种共同体，而
有些区域性、专门性共同体
组织，如动物保护组织、世
界环保组织、同性恋组织等
，则是自发形成的。所谓自
发，即是从约翰·洛克、亚
当·斯密到哈耶克所论的自
发秩序，是出于人群自发行
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人或
某机构自上而下设计或强力
推行的结果。上海万国商团
是在租界面临来自外部的安
全威胁的情况下，由界内居
民自发建立起来的组织，具
有自发性、志愿性与民间性
，到后来才发展成为获得租
界资助的正式组织。其英文
名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中的Volunteer，就揭
明了这一组织的特性。这种
为了保卫本乡本城居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民间组织，中外
历史上都曾普遍出现过，也
可以说在东方西方都有悠久
的传统。也正因为有此传统
，上海万国商团才会在没有
多少阻力的情况下很快建立
起来，日后发展为包括公共
租界各主要侨民群体（英、
美、日、德、意、俄、犹太
等），当然也包括华商在内
的民间武装。
剖析近代上海作为中外
利益共同体的特点，可以有
多种切入点，共同防治传染
病、共同抵御台风等自然灾
害、共同治理走私贩毒、共
同疏浚黄浦江等，但若论维
持时间之长、涉及侨民群体
之多，则以万国商团最为突
出。徐涛博士这本专著，是
对万国商团这一组织的第一
次全面的、系统的学术梳理
与研究。
披览此书，我觉得全书
资料与论述俱佳，宏观视野
与微观剖析兼胜，确是难得
的好书。
首先，史料丰赡。对于
万国商团，以往缺乏精深的
个案研究，存世的资料，如
残枝碎叶，散处全球各地，
向未经过系统的汇拢整理。
作者筚路蓝缕，创榛辟莽，
除了在国内各相关档案馆、
图书馆爬梳剔抉，还多次前
往英、美等国，有效利用与
国际同行的丰沛人脉，特别
是利用互联网这一时代利器
，碧落黄泉，尽力寻觅，终
于集腋成裘。已有之各种语
言的相关史料，据保守估计
已有数百万字。在此基础上
写成的专著，自然令人耳目
一新，血肉丰满，生动可读
。
其次，视野宏阔。近代
上海国际联系极其广泛而频
繁。上海租界几乎就是世界
浓缩版。与万国商团相关的
外侨，来源众多，各具特色
。研究万国商团，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研究上海外侨发
展史与相互关系史，既要了
解英、美、俄、德、犹太等
侨民移居上海的历史，还要
研究这些侨民的背景及其相
互关系。作者自觉地将上海
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考察与
解读，以万国商团组织变迁
为切入点，结合公共租界之
变迁，描述其生长历程与社
会功用，分析其变化形态与
历史功用，分析上海与中国
、世界互动关系，提纲挈领
，钩稽贯串，展现了万国商
团这一机构的运动，对于中
国及整个世界的复杂影响。
再次，见解新颖。同样
的史料，同样的问题，在不
同视野下，会有不同的理解
。本课题有新资料、新视野
，新见解也就比较多。比如
，书中所论，“非正式帝国”
（informal empire）概念不
适用于上海史的解读。完全
复制英国经验，不能适用于
上海，这才导致万国商团成
立之初，忽生忽灭。作者认
为，万国商团之所以长期得
以维系，既有内源性，又有
外源性，这是基于上海复杂
的国际性得出的结论。再如
，书中认为，万国商团并非
一成不变，绝对排外的武装
组织，所以能够国际化，不
断发展壮大。书中论述，两
次上海淞沪抗战，上海城区
得以保全，没有遭受兵燹，
与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密
切相关。这些新见都立于坚
实的史料与严密的逻辑基础
之上，经得起推敲。
复次，框架合理。万国
商团历时近九十年，其产生
与发展，既不完全是对西方
冲击的反应，也不完全是从
中国本土滋生的，而是不中
不西、亦中亦西的产物。这
是一个特定情境下产生的“
怪物”。特别是万国商团中
有一支由上海欧亚混血人组
成的大队，这是世界任何其
他城市史上都绝不可能出现
的现象。本书针对这些特殊
现象而建构起来的分析框架
，

海内外学界第一部以上海万国商团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学术名家熊月之、朱英作序推荐！
史料丰赡，视野宏阔，见解新颖，框架合理，分期妥帖。
解读长久沉默无声的全球中外文献，勾画体现“上海品格”的近代商团面貌。
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史料，揭示上海万国商团的历史轨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万国商团研究（1853—1942）”与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项目“全球视野下的上海”最终成果。

近代以降之世界格局相
较于前的最大变化之一是，
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地球是圆
的同时，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平。跨国的人、财
、物不断流动、汇集、离散
，共同书写着某群人的悲欢
，抑或某一地的传奇。上海
就是这样一座特别典型的城
市。这让对她着迷的后来者
不得不具备一种全球视野与
手段，才能获取这座城市拼
图的更多碎片，讲述一个相
对完整的历史故事。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在近
世中国，尤其聚焦于上海。
约在15年前，我暗自决定展
开对上海万国商团的研究。
之所以对它产生探索的冲动
源于无知。在自认“熟知”的
这座城市历史中仍存有不小
的所谓“学术空白”，也让我
——一位刚刚人行的史学工
作者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责
任感。
然而，发现问题时的沾
沾自喜，很快被解决问题时
的无力感所消解。万国商团
存世近90年(1853—1942)，
几乎贯穿租界始终，涉及诸
多重大事变，产生联结之人
与事，可谓纷繁芜杂，不可
尽书；先后成军50余支作战
单位，入团服役之各地移民
更是浩繁，不可胜数，犹如
一支多国部队在黄浦江畔集
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公
共租界覆灭，万国商团星散
，客观上又造成有关史料文
献分布全球各地。营造一幢
名为“万国商团历史”的房子
需要的材料过于复杂，获取
的手段过于昂贵，自身学力
有限、研究经费不足等一系
列的因素叠加，我几欲放弃
，心有不甘又再度捡起。十
数年间，幸而陆续得到国家
社科基金、上海市教育发展
基金会“曙光计划”、上海社
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项目的
不断输血，才不至于使这一
科研工作无果而终。今日专
书面世，当饮水思源，率先
要感谢上述课题对本人学术
工作的支持。
本书序章我将前人研究
本议题分为三种情形。至少
在人文社科领域，其实没有
什么议题是真的无人“发现”
。以万国商团为例，早有前
辈学者表示实有深入研究之
必要，已有多人曾尝试给出
一些描摹的文字。其中浅尝
辄止、未能深掘者未必不想
深究；撷取其一、不计其余
者未必不想全览；半途而废
、无功而返者未必不想坚持
。学术之树得有开枝散叶、
生生不息，实需天时地利人
和共同作用之结果。一部专
著个人作用固然重要，然决
非一人之功，仅凭一己之力
。另可断言，相关议题倘若
着实重要，一定会有后来者
批评之、补益之，同仁一道
努力才至有视野的拓展和知
识的增长。
搁笔时，我还想感谢本
书撰述、修订、结题、出版
等漫漫长路上相随相伴的良
师益友，你们的悉心指导与
辛劳付出同样凝结于此，是
这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原谅我不再一一录入大名。
我在《自行车与近代中
国》“后记”中曾言道是书“
从选题立意至如今付梓，已
近十年。十年间，弱冠男子
过而立之年”。假使自行车
与中国议题的研究可以标志
我已踏足于学界中，那么本
书或可用作纪念自己的四十
不惑。从30岁到40岁这个
十年，除了尽心尽力完成本
职工作外，我经历了师友亲
人的生死变故，亦有来自家
庭恒定不尽的支撑，所育二
子正霖、方霁怀中咿呀学语
的景象恍若昨日，如今他们
已是舞勺之年，此亦可映照
出自己终究是逃不脱青春易
逝的人生不二定律。
“君看白日驰，何异弦上
箭”，转念之间，又是下一
个十年，再十年……
徐涛
辛丑年于沪滨新寓

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席卷了美洲和欧洲的社会。革命首先在北美洲的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新建了一个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受其成功的鼓舞，法国大革命接续爆发，启蒙思想理念和民族国家概念率先影响到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王室大有岿然不动的意味，这一方面得益于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成形，另一方面受惠社会内部发生的一场成功的工业革命，工业化的率先实现为其帝国主义与殖民拓展提供了保障，这使得其他国家在与之竞争中处于劣势。革命、工业与帝国三个元素叠加导致世界各地冲突不断，战火燃烧至远东，不可避免地来到中国。同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对于世界格局蒙昧无知，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鸦片战争通常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开端，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亦标志着历史转入一个全新时期，甫一开始、肉眼可见的直接变化，即是它必须准备打开城门，迎接接踵新至的欧美移民。
“租界”这一后世皆知的历史概念，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没有那么清晰的定性。正如中国上下没有做好打开国门的准备一样，很难断定，此时来到五口通商的西洋人就已经作好长期生活于此的规划。官居四品的上海道台与英、美、法三国的驻沪领事绞尽脑汁，皆希望确定一种于己有利的华洋秩序。上海开埠后10年间，华洋分居，几无瓜葛，除了到处乱跑的传教士引发过“青浦教案”外，基本可保证和平相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广东花县的一位名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因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启发，创立“拜上帝教”，笼聚大批教徒，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战火延烧至江南。沪上外侨应对中国的内战，不外乎两种选择，或撤或留。若欲保存既得利益，选择留在上海，除了引颈期待母国炮舰的保护，还有一种更主动的手段，就是自己拿起枪炮，以求自保。1853年4月8日，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即后来的万国商团)在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ock，亦译“阿利国”)等人召集的外侨大会上宣告成立。这支英、美侨民组成的民间武装力量，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9月7日，于无声处听惊雷，上海县城突然被小刀会起义军占领，围剿他们的清军随即大军压境，三方势力上演了一出为期17个月的“三国演义”。
“泥城之战”是这场“三国演义”的高潮部分，历来受到史家的注意。简略而言，这是英、美军舰登陆士兵与沪上万国商团主动出击，联合小刀会起义军，击溃清军的一场战斗。战事自1854年4月4日下午4时开启，未及夕阳西下就告结束，战场细节几乎不值一提，其影响却是异常深远。“泥城之战”，与紧随而来的《土地章程》修订，导致外国“租界”嵌入中国大地，日渐名实相副，真正成为“国中之国”。“泥城之战”在万国商团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地位。1854年4月4日“泥城之战”爆发那天——而非一年前那次外侨大会——被认为是万国商团的建军纪念日。团徽、团旗、奖章、军装，一切所能想象到与万国商团有关的标识，几乎都与“泥城之战”相关。理解“泥城之战”成为理解所谓“商团精神”(esprit-de-corps)①最重要的切入点。
1855年2月，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之后，万国商团随即解散。之后的15年中，虽然太平天国两度危及外国租界的存亡，但站在历史前台与之对抗的主要是英、法联军和华尔(Frederiek Townsend Ward)、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等人领衔的常胜军。
由于财政等问题的困扰，作为私营组织的万国商团一直处于时有时无的状态中。宝顺洋行大班韦伯(Edward Webb)留给万国商团一笔数额巨大的负债。继任者如安卓布(Roberlt Crawfurd Antrobus)、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即使洪卑爵士(Sir Edmund Grimani Hornby)，对于万国商团即将灰飞烟灭的命运亦无能为力。其间，只有1862年应急成立的一支“骑巡队”(Mounted Rangers)——即后世颇为知名的“上海轻骑队”(Shanghai Light Horse)②的前身和1866年成立的上海“万国赛枪会”(Shanghai Rifle Club)两事值得一书。万国商团作为一支完整建制的武装力量，在1867年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万国商团是侨沪英人移植母国经验的产物，但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实践当中，碰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17年间忽生忽灭，亟待一场彻底的变革才能焕发新生。
一、租界·成军
上海在开埠之前，绝非一片无人滩涂，抑或蕞尔小城；恰恰相反，自唐宋以来，经过1 000多年的文明累积，江南已然超越中原，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而上海作为国际贸易重要的节点城市，海禁解除、设立海关之后，县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一派繁盛景象。20世纪30年代，费唐法官因为“上海问题”(Shanghai Problem)受邀来华做过一番调查之后，在报告书中称“开放之时，上海已为沿海贸易、内地贸易，以及国际贸易之中心，地居重要”。五口通商之所以选择上海，就是因为“其业已取得中国商业之中心地位，其地理形势之佳，将来复有远为重大发展之希望”①。将此时的上海称为“中心”城市似乎有过誉之嫌，却也有力驳斥了此时西文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