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海战指挥为专题的著作，作者帕尔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研究了从风帆时代至蒸汽时代500余年海战史，重点分析了英荷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多场辉煌的战例，从中寻求海战指挥方式的演变规律。
指挥官在海上不仅要与自然界的不可预测性做斗争，还要与通常被称为“战争迷雾”的不确定性做斗争。多少世纪以来，绝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抑制不住天性的诱惑，渴望从新技术中找到对部队实施集中控制的手段。但也有一些指挥官已然意识到此“雾”的本质：一种恒定的，仅靠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的那样，战争中的阻力、迷雾和不确定性，只能在战斗过程中通过正确的指挥加以解决。500年海战指挥的历史表明分散处理不确定性比集中处理不确定性效率更高，充分发挥下级主动性的分散指挥更具优势
现代企业管理与军事指挥有异曲同工之处，海战指挥也不例外，因此本书既适合职业军人和军事历史爱好者阅读，也会给企业管理者以启发和教益。

刘宏伟，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孟加拉国防指挥参谋学院，在海军部队、院校、机关、军事学术和装备科研单位从事过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出版译著<中国未来核潜艇力量》《中国能源战略对海洋政策的影响》(合译)。

推荐序 两种指挥哲学的较量
序言 有规律的混乱
第一章 海上陆战：1650年以前
第二章 英荷战争
第三章 启蒙之初
第四章 战列线难题
第五章 数字编号信号系统问世
第六章 风帆时代之巅
第七章 蒸汽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八章 从191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九章 冷战及冷战后时代
结语 知识的关键悖论

两种指挥哲学的较量
关于海军名将、装备和
战术的著作汗牛充栋，而海
战指挥的专著却寥寥无几。
美国东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历
史学教授迈克尔·帕尔默的
《海战指挥》堪称这个领域
的杰作。帕尔默研究了从风
帆时代到蒸汽时代再到原子
时代近五个世纪海战指挥方
式的演变，他认为在海战领
域始终存在集中与分散两种
指挥哲学的竞争，尽管大多
数指挥官天然倾向于集中指
挥，尽管旗语、灯光信号系
统和无线电的应用总是有强
化集中指挥的倾向，但海战
实践表明，充分发挥下级主
动性的分散指挥更具优势，
这正是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
海战、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
战、哈尔西在太平洋海战中
的制胜之道。
从17世纪50年代的第一
次英荷战争开始，单纵队战
术逐渐成为风帆时代海战的
主要战术，如何指挥绵延数
英里的舰队实施机动和战斗
，一直是困扰海战指挥的难
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海
军先驱们提出了两种解决方
案：一是预先制定下发《战
斗指令》，规定在特定情况
下应当采取的行动；二是发
展旗语和信号手册，用来实
时传递指挥官的命令。起初
，后者只是作为前者补充。
18世纪中叶，出现了数字信
号旗和包括标准作战指令的
信号手册。舰队指挥官在后
甲板上，通过旗语集中指挥
战斗逐渐成为海战的主要指
挥方式。
在近百年的大规模海战
实践中，海军指挥官普遍认
识到旗语和信号手册的局限
性。一些海军将领认为旗语
只能用来指挥舰队机动，不
适合用于指挥战斗，过分依
赖旗语指挥会抑制下级的主
动性。1748年奥地利王位
继承战争结束时，英国海军
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指挥
理念：一派主张实施分散指
挥，充分发挥下级主动性；
另一派主张依靠旗语和信号
手册实施集中指挥。
在七年战争的基伯龙湾
海战中，英国海军指挥官爱
德华-霍克运用分散指挥方
式取得了胜利。霍克不是一
位战术改革家，他没有创作
过精心编排和绘制的信号手
册；但他是指挥方式上的改
革家，他坚信英国海军的近
战优势，愿意与下级分享自
己的战术构想，并将这两者
结合起来赢得战斗。然而，
七年战争之后，海战史出现
了一个重大的不解之谜：常
胜的大英帝国海军向其夙敌
和手下败将法国海军寻求指
导。英国海军军官放弃了行
之有效、即兴发挥的指挥风
格，转而追捧法国海军开创
的高度集中控制的信号系统
。在随后的30年间，英国海
军军官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
的战术手册和信号薄，却完
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
管英国海军有什么缺点，在
与法国海军的对阵中，它一
直占据着优势。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大多数英国海军
的文官和武将都深受启蒙运
动的影响，法国人认为“科
学的”方法对他们有一种天
然的吸引力。
1781年9月，美国独立战
争期间，英国海军在切萨皮
克湾海战中，因过分依赖旗
语指挥丧失战机，被法国海
军切断海上补给线，导致康
华里所部在约克城被歼，彻
底改变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结
局。这次海战充分暴露出过
分依赖旗语实施集中指挥的
弱点，它不仅在于旗语可能
被不良天气或战场硝烟遮蔽
，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于，在
这样的集中指挥体系中，分
舰队指挥官和舰长习惯等待
上级命令，在战斗中丧失主
动性。
1797年，英国海军准将
霍雷肖-纳尔逊参加了与西
班牙舰队在圣维森特角的海
战，在这次战斗中，他亲身
体验到依靠旗语和信号手册
指挥的局限性，并深刻认识
到舰队司令不能像指挥乐队
那样指挥战斗。他意识到问
题根源是在集中控制的体系
内，舰长们期待上级的指示
，而如果没有，他们就会等
待。纳尔逊显然不是第一个
认识到问题的指挥官，但他
是第一个愿意冒职业风险去
反抗的人。当纳尔逊有权指
挥自己的分舰队时，他摒弃
了在战斗中集中控制舰队的
理念。在随后的尼罗河口、
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三场
大海战中，纳尔逊创造性运
用了后来被称为“任务式指
挥”的分散指挥方式，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纳尔逊
的指挥方法既简单又实用。
战前他总是通过备忘录或者
召集舰长们开会，明确自己
的意图和构想。战斗实施中
，他只是通过旗语传达简洁
的命令，信任下级并充分发
挥其主动性。纳尔逊在战斗
中不是寻求有序，而是放任
无序。为争取胜利，他不惜
摒弃有序的线式战列，而是
采用无序的近战，甚至是混
乱的夜间行动。他认识到战
争中混乱不可避免，而混乱
中蕴含着胜利的机遇，这正
是他异于常人之处。纳尔逊
开创了海战指挥的新时代。
但令人遗憾的是，特拉法尔
加海战的胜利并未推动英国
海军转变指挥方式。正如英
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利安·科
比特爵士所言，英国海军未
能“从整体上掌握纳尔逊的
战术原则”。信号手册仍然
主导着英国海军的指挥理念
。
……
十年后，美军发布了《
任务式指挥白皮书》，要求
在军队的条令、教育、训练
和人事等方面全面推进任务
式指挥。参联会主席邓普西
上将指出，在日益复杂和不
确定的作战环境中，探索、
灌输和推进任务式指挥对有
效捍卫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实施任

本书是一部关于指挥历史的经典著作，为读者剖析了从风帆时代到蒸汽时代500余年的海战历史。书中着重关注指挥控制中集权理论及分权理论的发展，以及上述两种指挥理念在实际之中的较量，对当时世界上主要海上力量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分析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等战例中的制胜之道，充分表明了发挥下级主动性的分散指挥更具优势。《海战指挥》以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研究海战历史，是为数不多的探讨海战指挥的著作。对于相关领域专业人士、企业决策者、学者和军事历史爱好者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知识的关键悖论
16世纪以来海军指挥控
制的历史彰显了若干事实。
首先，大多数指挥官的天性
一直而且永远是控制，是集
中。然而，在所属部队指挥
人员训练有素并受过良好理
论教育的情况下，高级军官
如能下放指挥职能，使部属
在条件允许时享有自主行动
的空间，就能激发出更强大
的战斗力。其次，分散指挥
并不总是恰当的，并不能确
保胜利。最后，通信技术的
进步，无论其性质如何，都
无法消除“战争迷雾”带来的
不确定性。
“战争迷雾”与其说是一
个概念的定义，不如说是一
种文字的描述。对于一个指
挥官来说，可以认为是不确
定性的同义词——“信息与
环境的不完全对应”。在环
境尤其是时间因素的压力下
，指挥官将不得不根据不完
整的信息做出大量决定。
被视为不确定性的“战争
迷雾”，是一个符合现代科
学思想——如海森堡原理
(Iteisenberg's principle)—
—的概念。就像科学家不能
精确测定亚原子粒子的位置
、速度和运动方向一样，指
挥官不可能知道所有敌军单
元的位置、状态、实力和意
图。作为有限生物，人类面
临着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
(Jacob Bronowski)所说的“
知识的关键悖论”。“年复一
年，我们设计出更精密的仪
器来观察自然。当我们看到
这些观察结果时，我们尴尬
地发现它们仍然是模糊的，
我们觉得它们和以前一样是
不确定的。我们似乎是在追
逐一个目标，而每当我们接
近时，它就会从我们身边逃
向无限远处。”
这在海战史上无疑是真
实的。正如纳尔逊时代的大
多数指挥官都认为数字号旗
系统是解决指挥控制问题的
灵丹妙药一样，后代海军军
官认为无线电、远程通信或
者数字技术是其所临困境的
解决之道。但在技术已经取
得重大进步的情况下，他们
还是发现自己处境“尴尬”。
何以至此呢？因为，同
样一种技术，一方面似乎在
为指挥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却在改变指挥官所
临局势的性质，而且往往使
之变得更糟。在风帆时代，
嘹望哨发现敌舰队后，还能
鸣笛通知舰员用餐的情形并
不罕见，因为接敌开战可能
需要几个小时，特拉法尔加
战斗便是一例。虽然纳尔逊
的通信手段很原始，但其面
临的决策压力也相对缓和。
相比之下，1943年3月在西
南太平洋库拉湾，阿利·伯
克不过犹豫了90秒钟，就险
些失去自己的驱逐舰。尽管
伯克拥有的通信手段远比风
帆时代先进，但为海军配备
无线电通信装备的技术同时
也极大地改变了海战的节奏
，因此伯克的境况并不比纳
尔逊的更好。与纳尔逊一样
，伯克也认为“在战斗中没
有时间下达命令”，因而选
择依靠个性化条令和部属的
主动性。。
正如布罗诺夫斯基所要
表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与
其说能解决现实问题，不如
说能让我们去探索，去扩展
我们的知识视野。开发出更
强望远镜的天文学家固然可
以更精确地测定已知恒星的
位置，但与此同时，却又发
现更多不为人知的恒星。运
用当今技术的指挥官固然会
获得更多的数据，但与此同
时，战争与日俱增的复杂性
也使同样多——即使不是更
多——的信息超出其掌握。
简而言之，不确定性不
是可测定量的未知信息，而
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思想每天与之斗争
的生活现实。幸运的是，我
们思维过程的运作方式使我
们能在没有完整信息的情况
下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的
一生都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
度过。正如迈克尔·加扎尼
加(Michael S．Gazzaniga)
所证明的那样，“相信是我
们人类最擅长的事情”。尽
管我们殚精竭虑，人类建立
的通常不是分析结构，而是
信仰结构。不确定性也是战
争的先决条件。没有不确定
性，就不会有冲突。马丁·
范克里维尔德(Martin Van
Creveld)曾经写道：
在任何推演中，战争的
结果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由于战斗既不能作为一种测
试，也不能作为一种乐趣来
体验，因而毫无意义。在这
种情况下，武装冲突就可以
由计算机取而代之；的确…
…低强度冲突逐渐取代战争
并将后者推入复杂环境的原
因之一，正是因为较简单的
环境正开始为计算机所主导
。
在21世纪初，科学界认
识到决策是基于选定的既有
信息所做出的。如果人类的
思维方式如同一架纯粹的分
析计算机器，那么电脑早就
把我们赶出了这个世界。机
器获得的信息越多，运行的
速度就越慢；但人脑获得的
信息越多，运行的速度就越
快。人类思维的学习能力和
聚焦能力使其始终领先于计
算机，并使人成为战争的核
心要素，使计算机科学家一
直致力于人工智能的研究。
控制资深部属的最佳方
式就是不要试图去控制他们
，这种观点有悖直觉。在过
去几个世纪里，海军比陆军
更多地采用了分散式的方法
。直到19世纪后期，在战略
和战役层面，海军统帅机构
还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在遥
远水域作战的下级自主行动
。但是，当新的控制技术出
现时，海军军官们就像他们
的陆军兄弟一样，渴望采用
更为集中的指挥方式。只有
为数不多的指挥官愿意将自
己的职业命运托付给部属，
纳

圈内读者的精神大餐。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帕尔默以其对如何带领舟见
队投入战斗的研究，为海军
史提供了可贵的补充，不但
修正了许多既有结论，还讲
述了许多辉煌的战例。
——《出版人周刊》
一部华美的史书，足以
激起今人的辩论……极具可
读性，令人手不释卷。
——詹姆斯·斯塔夫里迪
斯，美国海军中将
《美国海军学会会刊》
《海战指挥》非常重要
，填补了战略著述与官方文
献之间的空白……是一部意
义深远的力作。
——彼得·霍尔《战舰》
本书在战术层面对风帆
时代海战的拿捏堪称精湛。
通过条理清晰的叙述和严谨
细致的分析，帕尔默关于分
散指挥比集中指挥通常更为
有效的论点得到了支持。
——詹姆斯·戈德里克《
北方水手》

我们的星球虽然名为地球，但其表面超过百分之七十被水覆盖。因此，人虽然是陆地生物，但生存环境主要是水。大小陆地相互隔绝，在航空运输问世之前，环抱陆地的海洋是岸与岸之间交通的唯一路径。七大洋为人类提供了全球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称之为“伟大公域”，战时则是冲突最为壮阔的舞台。
马汉19世纪晚期的海洋观和海权观与近代史几乎没有关联。诚然，正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言，在一些国家，海上力量构成了“帝国的基础”。雅典是海洋强国。罗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从埃及输入谷物。然而，真正的制海权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海权对古代历史的影响无法与其对现代事件的影响相提并论。
千百年来，海洋一直是一片未知的广袤深渊，其风云变幻常令不明就里的水手举措失当，瞬间吞噬船只和船员。在陆地，前辈的跋涉渐为后人踏出通途；但在海面，人类的痕迹转瞬即逝，既留不下路标，也标不出疆域。旅行者们今天仍可看到埃及的陵墓，希腊的神殿、剧场，罗马的道路、水渠。但航行在地中海的人们却无处寻觅记载昔日海军荣光的纪念碑。就连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Rhode Island)巨像，也早已湮没在波涛中。只有勇敢的潜水者才能发现些许印迹，从古代航海家破碎的梦想中，了解人类探索海路的历史壮举。
在以蒸汽机推进的钢铁舰船问世之前，水手们航行时只能指望海神的慈悲。只有不知世事无常的傻瓜才会相信，仅凭风帆或荡桨木船，就能“征服”或是“控制”海洋。直到19世纪，人类在海上自相残杀的能力较之海难带来的灾害，仍是小巫见大巫。
古时建造的船只强度不足，除去天气晴好，不能经常出海。长船(Longship)——主要靠划桨驱动的桨帆船(Galley)，是当时最先进的战舰，但无法远离海岸。经典的地中海桨帆船干舷太低，即使中等海况也难以胜任，而且挤满狭长船体空间的划桨手还要经常停下来进食饮水。圆船(Roundship)，也就是帆船，能更好地驾驭复杂海况，其船员人数较少，储物空间充裕，因而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圆船很难迎风航行，风力太小或海流稍强也不行，这一点比不上长船。
地理知识的匮乏以及导航手段的缺位也束缚着古时的航海者。间或会有一些令人赞叹的科学进步。公元前3世纪，天文学家们认定地球是一个圆形球体，在环绕太阳公转的同时，本身也在自转。公元前约240年，当时最多才多艺的学者，亚历山大的厄拉多塞(Eratosthenes)，算出了地球的大小，虽数值偏高，却为1700年后哥伦布(Columbus)自西向东的航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公元2世纪，古代最精准的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把世界划分成一个圆形的若干部分。并用他命名的经度线和纬度线标注地图。
尽管有这些进步，科学在航海实践中仍派不上多大用场。地区的廓线乃至另一个半球都还没有在地图上呈现出来。地图既少见，又昂贵，而且至少在用于航海时还不够精确。天文仪器虽已出现，但很少在海上使用。水手们基本上只能靠肉眼观察天体位置来粗略判断纬度。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还无法准确测定经度。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船长们可以查阅沿岸航行指南——内含港口之间距离、船只加水地点、盛行风流、水深以及各种地理描述信息，为沿岸航行提供帮助。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些幸运的船长可能已经有了原始的地中海海图。但即使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之末，有效的航海仪器(分别从阿拉伯和中国引入的星盘和司南)出现以后，大多数欧洲航海者仍只能祈求天气晴好，贴岸或近岸使用风帆或划桨航行，凭借多年的经验来标注海岸和日月星辰的位置。
缺乏导航工具未能阻止远洋航行。腓尼基人(Phoenician)和希腊人在地中海、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爱尔兰人和挪威人在北大西洋、中国人在太平洋都进行过高难度、长距离的远海航行。但没有仪器指引，再加上原始的造船工艺，使一年内仅有略超过半年的时间适合海上活动。
海盗活动的特征显示出海洋在国家事务中相对无足轻重的状况。古代世界的海盗，如克里特人(Cretan)、伊利里亚人(Illyrian)以及奇里乞亚人(Cilician)，都是在岸上而非海上劫掠。莱昂内尔·卡森(Lionel Casson)在其海洋史著作中有如下描述：
古代海盗也像他们的后代传人一样追抢商船。但那不是他们的主业，贩奴才是。海上劫掠所获有一定偶然性：海盗头领不可能仅凭外表辨识出一艘负重蜗行的普通商船装载的是贵重的丝绸和香料，还是廉价的恶臭羊皮。但对沿岸村镇的扫荡却可以赚得钵满盆丰，即使在穷得一文不名的地方也可以抓人，富家换取赎金，余者到就近的奴隶集散地按市价售出。
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将地中海变成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的前沿之后，海盗的活动才逐渐从岸上劫掠转向海上袭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非柏柏里(Barbary)地区沿岸的海盗船。在早期商业发展滞后于地中海的北欧水域，海盗的袭岸行为持续的时间较长。
只有到了15世纪，科学与技术的综合进步——磁罗盘、星盘、改进的地图、商业化的航海用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