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展示了以色列建国前的历史背景；分析了以色列从1948年到1985年的经济发展；检视了以色列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经济增长的来源以及近年来的经济政策；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探讨了国防支出；探讨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建设的影响，考察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作为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等内容。

王然，男，河南省淅川县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中东研究方向)，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与社会、能源地缘政治和中东热点问题，主持省部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多项，在《现代国际关系》《当代世界》《以色列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一 引言
二 “伊休夫”经济及其遗产
三 经济(1948—1985)
四 宏观经济的发展、增长和经济政策
五 全球化和高科技
六 国防：服务还是负担？
七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
八 宗教的经济学分析
九 阿拉伯裔少数群体
十 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分化
十一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在1992年出版的《以
色列经济》一书中，我呼
吁进行广泛的改革——主
要目的是减少政府干预—
—许多改革已经付诸实施
。我也认识到，以色列的
政治文化导致人们在经济
问题和其他问题上难以达
成共识。此后，以色列的
政治结构变得更加碎片化
。然而，围绕经济和社会
经济战略的辩论还未出现
。与以色列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各国政府都实施了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
问题上，人们通常打着稳
定政策的幌子或出于全球
化的需要而做出政治决策
，然而政治决策往往带来
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使具
有影响力的政党都没有给
公众提供任何替代性方案
。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
其中包括在20世纪90年
代和21世纪初吸收了100
多万移民，这些移民主要
来自冲突频发的苏联和埃
塞俄比亚。基于上述复杂
的背景，我决定写这本书
。这本书扩展了我近20年
前写的著作，提出了新的
主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中
的结论与以色列的经济发
展状况趋于契合。
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
效率和增长与公平之间的
冲突。市场经济生产了许
多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但不是全部，如国家官
僚机构就不需要。现实中
的市场经济并不符合教授
们辛辛苦苦教授给经济学
专业学生的完全竞争模型
。事实恰恰相反，正如亚
当·斯密(Adam Smith)所
言，市场经济存在着不断
破坏竞争的企图。更令人
担忧的是，各国政府串通
一气，否定竞争。此外，
在全球化体系中，政府试
图降低税率，但同时面临
着削减公共支出的压力。
然而，政府削减公共支出
会削弱政府弥补因市场力
量造成的不平等的能力。
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是市场失灵。我们正付出
惨痛代价来重新思考那些
——通常所谓的“非权威
经济学常识”——经济学
家一直都熟悉的常识：市
场并不总是有效的。也许
全球变暖或是这些失败中
最严重的问题，但2008
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也引发了围绕金融市场是
否应该不受监督或放松管
制的争议。围绕金融市场
是否应该不受监督或放松
管制的争议在以色列也同
样存在，有时甚至以尖锐
的形式存在，但是上述争
议通常隐藏在更加重要的
国防议题背后，因此围绕
金融市场是否应该不受监
督或放松管制的争议在以
色列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
被忽视。
此书也温和地向当前
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学呼吁
应关注更现实的经济学。
我们需要关注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
关学科间的关系。基于上
述原因，此书检视了以色
列不同群体的思想、价值
观和传统习俗，并分析了
以色列不同群体的政治实
力和角色。这是以色列出
现不同思想、建立不同制
度和形成不同文化的根源
。历史背景或现实环境对
于理解人们的行为和反应
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国际
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是，
不受监管的市场无法产生
最优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
，更不用说最优的社会问
题解决方案了。在数年前
，我们就应该接受全球化
的影响带给我们的经验教
训。
我要感谢什洛莫·艾维
尼里和大卫·韦伯向本书
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感谢伊莱亚斯·克劳沙
尔精心编撰了本书；感谢
威廉．古特曼和丹尼尔·
麦蒂·韦茨曼为本书提供
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
伊维·戈德法布为本书出
版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感
谢阿里·亚农、露丝·克利
诺夫和雅各布·梅策友好
地允许我引用他们已发表
的学术成果，以色列莫里
斯·福尔克经济研究所
(Maurice Falk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也是如此。我非常感谢剑
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斯科
特·帕里斯及其同事出色
地推动这个项目完成。三
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许多
修改建议，其中很多被采
纳。
我的家人——罗斯玛
丽、本和亚历克斯——是
我展开所有工作的必要条
件。他们为一个时常不在
家、经常心不在焉的丈夫
和父亲提供了无微不至的
照顾，他们鼓励我继续进
行学术研究和写作。罗斯
玛丽多次修改本书草稿，
并绘制了图表。最后，我
要感谢我的姑妈米里亚姆
·扎夫兰。
当然，我会为所有的
错误和遗漏负责。

本书扩展了作者近20年前写的著作，提出了新的主题，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同时书中的结论与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状况趋于契合。
本书也检视了以色列不同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和传统习俗，并分析了以色列不同群体的政治实力和角色。

从20世纪初到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伊休夫”）创建了一系列机构；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机构在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章考察了“伊休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1917—1948年）的发展状况，及其对以色列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制度：“基布兹”“莫沙夫”，以及希思达德鲁特（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土地公共所有权制。本章从考察移民群体的意识形态动机开始，最后得出移民群体曾在创建以色列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的结论。
从大流散到锡安山
致力于创建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19世纪开始。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有宗教推动的原因，即《圣经》中的弥赛亚即将降临和救赎圣地，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东欧盛行的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回应，因为当时大多数犹太人居住于东欧。19世纪80年代初，沙皇亚历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Ⅲ）颁布了一系列反犹太法令，将数十万犹太人驱逐出其世代居住的家园。1881年至1914年，大屠杀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大约有260万犹太人离开俄罗斯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绝大多数犹太人去了美国，少数犹太人去了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数百万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一样，离开了欧洲。
当时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很少：1882年至1903年，约有25000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始，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开始增加。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基本信念是，犹太民族是和其他民族一样的民族，所以有权拥有一个家园，或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来所要求的：拥有一个国家。由于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和东欧遭受迫害，因而表现了对家园的强烈渴望。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蔓延到中欧和西欧，并在大屠杀期间以大规模谋杀的形式出现，犹太人建立自己家园的压力变得空前巨大。尽管如此，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仍然很少，特别是与移民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数量相比。
1909年，“伊休夫”发生了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第一个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犹太城市特拉维夫市。第二个是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集体农场），即自愿的、公共的农业定居点。这些事件表明了“伊休夫”发展的两个显著趋势，即犹太人数量因移民而增长，进而使得建立新的定居点成为必要，以及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
许多东欧犹太人不仅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东欧犹太人在俄国革命及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重建一个像欧洲那样的社会不符合犹太人的利益。根据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只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才能把犹太人从反犹太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犹太资本主义在巴勒斯坦存在的部分原因是法国男爵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lmdde Rothschild）资助了许多接纳犹太移民的定居点。但罗斯柴尔德和一些社会主义者后来发生了冲突。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是“颠倒”犹太人就业的倒“金字塔”（如图2.1所示），以此改变其社会和经济结构。在19世纪的东欧，犹太人基本上被禁止拥有土地。尽管他们在东欧居住了数个世纪，但是情况一直如此。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村庄或小城镇，因为犹太人迁居城市的活动遭到限制。虽然欧洲的经济主要是农业，但犹太人不是农民，因为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因此犹太人主要以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为职业。东欧国家认为，犹太人对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缺少根基感和忠诚，因为他们与国外的犹太同胞有更多的共同点，这刺激了东欧民众对犹太人的疏离感和反犹太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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