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关于唐代军事外交的专著。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将“多极”亚洲中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并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想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独到的分析。

中译本序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与骑马民族共舞：唐、突厥和回鹘
第二章 在朝鲜半岛再造往日的辉煌：唐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
第三章 后院养虎：唐与南诏
第四章 角逐西域，争夺高原：唐与吐蕃
第五章 二马拉车：唐代对外关系的双重管理体系
第六章 在变化的世界中制定合宜的政策：唐代外交和对外政策思想
结论 亚洲的多极性与唐代对外政策中的合宜性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出版后记

今日的国际社会是个多
极世界，这大概已经成为
一种共识。但是，二十几
年前，当笔者取得博士学
位时，世界似乎正在向单
极发展。苏联解体，美国
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苏
联的加盟共和国、东欧国
家、俄罗斯乃至中国都先
后开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
经济改革。一时间，许多
西方领袖、学者认为，以
私有制、市场为主导，以
多党制为特色的西方政治
、经济制度，已大获全胜
。以至日裔美国学者佛朗
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
与最后的人》(1992)一书
中声称，美国的自由、民
主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效
仿的楷模，历史的发展将
就此终结。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下，开始构思一部综
合讨论唐代对外关系史的
著作。用何种理论框架、
观念解释这段历史是首先
需要考虑的问题。一种选
择是借鉴福山这类学者的
西方政治学说，从单极(古
代中国)的视角观察亚洲国
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
当时的一些东西方学者，
早已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
的方法，以朝贡／册封体
制解读古代中国的对外关
系。他们在搜集、梳理、
解读史料，描述中国古代
外交关系运作，论述外交
思想的特征、对外政策的
实施，构建理论体系方面
做了许多可贵的先行研究
。但他们的视野受到中国
原始资料的限制，较少注
意外国君主接触中国的动
机、方法；所提出的“朝贡
体制论”带有“中国中心论”
的色彩，认为外国统治者
亲自或遣使来访是对中国
宗主国地位的承认。
但是，笔者在做博士论
文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
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虽然
以朝贡／册封的形式进行
，实质却不是"君主-外臣”
的政治从属关系。笔者在
研读日文原始资料时逐步
认识到：日本历代朝廷不
过是利用“朝贡”这一官方交
往渠道，借鉴、吸收中国
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
态和文化，加以改造后为
己所用；同时努力构建‘‘日
本中心论”的政治理念，并
试图在与朝鲜半岛政权(高
句丽、百济、新罗)以及位
于今东北三省的渤海国的
交往中，建立一个以日本
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
日本学者称之为“小帝国论”
)。由于日本列岛远离亚洲
大陆，历代日本朝廷免于
受到中国的直接军事压力
，得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
，拒绝成为中国的“卫星国”
。在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
中，并非中国一家独大，
操控双边关系。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进
一步研究了唐与主要邻居
——东北方的高句丽、百
济、新罗、渤海国，北方
和西北方的突厥、回鹘，
西方的吐蕃，西南方的南
诏国——的关系，得出了
唐代亚洲是个“多极”世界的
结论。具体而言，在这个
世界中，有“数个国家为扩
大各自势力范围而相互竞
争。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
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
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
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
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
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
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
预测”。
笔者愿在中译本出版之
际，对后浪出版公司和陈
顺先先生表示感谢。他们
率先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联系，取得了出版中译本
的授权。
笔者也要向译者贾永会
女士的辛勤劳作表示谢意
。她是在攻读博士课程、
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欣然
同意翻译此书的。她不仅
译笔流畅，还不辞辛劳，
对原书引用的中文原始资
料从卷数、页数到正文都
一一加以核对、校正，保
证了译文的质量。
本书涉及唐代亚洲多个
国家，要比较全面、准确
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
的历史都需要穷尽一生的
精力，而笔者为给读者提
供唐代外交关系的全景，
不得不一一有所涉猎。其
力不从心，可想而知；谬
误之处，必然不少。恳请
读者不吝赐教。
王贞平
2017年年末于狮珐

国际知名唐史专家王贞平教授精彩解读大唐三百年军事外交，全面剖析决定国运盛衰、霸权更替的核心因素
唐代外交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多极”的国际环境中，根据“互利”的原则，制定“合宜”的外交政策
强敌环伺之下，李渊、李世民如何通过韬光养晦之策使唐朝迅速崛起？
灭突厥、征高句丽、平西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明智的外交策略如何奠定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竟肇因于两次征讨南诏的惨败，处于盛世的唐朝面对弹丸小邦为何束手无策？
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的唐王朝，如何通过经济、文化软实力维系天下共主的地位？
为什么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军事、外交的连番失误如何最终葬送李氏江山？
读完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2012年冬天，王贞平教
授赴北京讲学，我有幸现
场聆听。王教授在讲座中
谈到，他八十年代初到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在
西方唐史研究巨擘崔瑞德
(Denis．Twitchett)教授严
格的学术指导下，培养了
西方史学所注重的理论框
架和概念阐释能力。王教
授的治学经历犹如一缕春
风，吹动了我的海外求学
梦。
2014年秋天，我来到南
洋求学，贸然前去拜访王
教授。虽然我和教授只有
一面之缘，但受到了他的
盛情款待。此后的三年中
，王教授多次主动关怀，
给我的学术研究课题提出
很多中肯的建议和帮助。
他的长者风范让我如沐春
风，也使我更加深刻地理
解到，王教授的学术乃是
博采中西之长，而其驾驭
史料之功底，与其自幼受
到父亲国学大师王利器先
生的熏陶不无关系。
王教授的治学之道，精
彩地呈现在他的英文著作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夏
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年)
之中。这部著作旁征博引
，将“多极”亚洲中唐与突厥
、回鹘、朝鲜、南诏、吐
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
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
，并对唐朝对外关系的中
央与地方双重管理体系，
以及“德”“义”在对外政策思
想中的作用做了精辟独到
的分析。
2016年初春，后浪出版
公司独具慧眼，决定引进
、翻译这部著作。王教授
得知消息后，向出版社推
荐我担任译者。正是他的
信任和鼓励，使我有幸成
为这部巨著的中译者。在
翻译过程中，我更是被王
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
染。在此，我想对王教授
精益求精的审阅，表示诚
挚的感谢。
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
英文原著语言凝练、优雅
，而中、英两种语言在行
文、语序、修辞等方面有
诸多不同，因此，在尊重
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对译
文做了必要的增补、润色
，适当使用成语、熟语，
以适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
惯，帮助他们透彻把握作
者的思路。在翻译原文中
的引文时，如有增补字句
，一律放人方括号之内，
以示文责自负。我还要感
谢后浪出版公司的陈顺先
先生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和
支持。本书翻译的顺利完
成，离不开与陈顺先先生
快速、高效的沟通。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贾永会
2020年6月

这是一部我们将来很久
也不会再看到的唐史研究
领域的重要著作。它试图
重新界定我们对古代中国
对外关系的认识，既不颂
扬朝贡制度，也不把它当
成对韦斯特伐利亚原则的
有意冒犯而不屑一顾。目
前学术界正投入极大精力
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以解
读最近几个世纪中国对外
政策的历史，王贞平教授
的研究方法与之有异曲同
工之妙。这本书以引人入
胜的笔法，描述了人类历
史上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和地域。
——卜正民 （Timothy
Brook），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哈佛
中国史》主编
王贞平的著作表现出了
令人称羡的学术洞察力。
它从“多极”这个概念入手，
帮助读者摆脱‘对外关系即
朝贡’这个单调的理论模式
。作者运用多极、相互依
存、软实力、硬实力等世
界历史的术语、概念，论
述了唐与多个周边国家、
政体的关系，加深了我们
对“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
国看世界”的认识。
——郭颖颐（D. W. Y.
Kwok），夏威夷大学荣休
教授，《中国现代思想中
的唯科学主义（1900—
1950）》作者
王贞平的新专著是对唐
与四邻关系的全面而有益
的研究。这本翔实的著作
将成为唐史学者的必备参
考书，研究其他朝代的历
史学家也可以通过本书方
便地对了解唐代对外关系
的方方面面。
——谭凯（Nicolas
Tackett），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教授，《中古中国
门阀大族的消亡》作者
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为
建立一个深入理解唐朝对
外关系的新框架做出了重
要贡献。作者提出的“双重
管理体系”和“合宜性”都值
得专书讨论。
——史怀梅（Naomi
Standen），伯明翰大学教
授，《忠贞不贰？：辽代
的越境之举》作者

本书考察了唐（618—907）与四邻的关系。唐王朝在将近两百九十年的统治期间，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突厥、回鹘（原名回纥，788年改为回鹘）、吐蕃及南诏的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公开交战的种种变化。这些政权相继崛起，除了回鹘，其他转而成为唐朝的主要对手。
亚洲国际政治中的多极与相互依存
本书以“多极”作为研究唐朝复杂对外关系的分析工具。“多极”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渊最终建立了唐朝，但此时他的实力和对手相比并不占优。北方草原上各游牧部落的宗主突厥，同样也是李渊及其对手的宗主。突厥支持或打击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成全或打破其称霸中原的美梦。为了获得突厥的协助和保护，这些相互竞争的地方势力纷纷向突厥统治者称臣。李渊也不例外。
李渊在 618 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他在位只有八年多，其间致力于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但未能完成任务。直到他的儿子太宗（627—649 在位）继位后，唐才在 628 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
630 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整个亚洲都感受到了崛起的唐朝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
然而，唐朝与其他政权的君臣关系基本上名大于实。它们看似顺从，却常常设法操纵双边关系。它们设法在唐朝设定的世界秩序之外为自己保留了很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向唐廷称臣纳贡实际上是它们的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自我保护，增强自身实力和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四邻以这样的权宜之计处理与唐的关系，兼顾到了唐和它们自身的利益——在礼仪层面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四邻则能够获得实质利益。
唐代的朝贡体系因而得以长期维持。朝贡体系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表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唐的四邻原来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与唐接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唐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取得了长足进步。 a 位于东北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的南诏，均发展为以农耕或半农耕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初步成型的稳定政权。其自身的发展对其与唐朝的交往方式产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廷官员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知己知彼”作为首要原则，以反映唐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想象而不是理解四邻，认为四邻不是敌视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就是对其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舞台上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原王朝两种角色。
唐朝君臣在审视对外关系时，试图跨越文化隔阂，不带道德偏见地看待事实。高祖和太宗最先摒弃了对突厥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了解了突厥的政治制度、各部首领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后意识到，突厥联盟本质上是流动、多变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首领手中，而非集中在可汗手里。因此，当突厥武力进犯中原时，各部多各行其是，缺乏步调一致的行动。虽然突厥可汗往往对中原抱有极大野心，但他无法向其他部落首领保证每次由他发起的军事行动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行动遭遇挫折或失败，他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由于无法犒赏和保护其追随者，他很容易受到内部摩擦或内战的影响。唐廷重视突厥各部的细微差别，避免视其为一体，并充分利用突厥联盟的弱点，瓦解其阵营。唐廷曾数次离间突厥各部或是突厥与其盟友的关系，阻止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化解了突厥的攻势。
唐代统治精英十分了解游牧民族和边疆社会。游牧民族四处迁徙，逐水草而居。他们根据自身与唐的实力对比，时而臣服唐廷，协助唐的军事行动，时而反叛唐廷或调整与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唐人与游牧民族杂居的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的人比中原百姓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相当自由地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经常对各个试图统治他们的政权都表示效忠。无序流动和多重效忠因而成为边疆社会及其民众的特点。唐代统治精英非常清楚，流动性是边疆游牧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因为他们的祖先就出自那里。不过，他们常常以贬低性的言辞来表达对游牧民特有的流动性的认识。他们声称，游牧民贪婪、鲁莽，不知忠诚和友谊为何物，对礼仪更是一窍不通。
对辽阔边疆地区及其民众流动性的洞识成为唐朝防御战略的基础。唐朝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唐廷有限的资源导致唐无法永远维持对边疆地区